| 要與強盛的中國競爭、共處，就得先了解中國扶植大陸企業的硬道理，以及「國有企業優先」的潛規則。 本書作者麥健陸曾任《亞洲華爾街日報》台灣分社社長、《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在大中華地區居住超過25年，擔任多年中國美國商會的董事與會長，深諳中國政商環境與國際企業在中國面對的挑戰。他以大量最新研究，拉開遮掩中國經濟真相的簾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子 國有企業是威權資本主義的先鋒，在歷史裡兜了一圈後回到原點。毛澤東時代，它們是受到蘇聯啟蒙與輔導建立的工業化、組織化的驅動輪；隨後，在鄧小平的改革行動中漸趨式微。到了胡錦濤和溫家寶主政時期，國有企業重返顯要地位，被神聖化成「國家的冠軍企業」，為中國進軍國際的雄心開路，也是共產黨至高威權的捍衛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子 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國有企業對特定產業的發展是有助益的。其中包括市場不可能滿足窮人基本需要，以及國家需要工業化、提振經濟成長以擺脫貧窮。這些境況涉及的產業通常是基礎設備、基本的保健、教育、交通運輸，以及某些類別的科學研究。當私人經濟部門基於高風險、發展時程長而不願投資時，便需要國有企業的涉入；同時，也能防止私人企業壟斷公共服務，取得過大的定價力量。 一九九○年代的中國改革者將國有企業侷限在交通運輸、水、電力等自然獨佔領域。隨著私人經濟部門擴張，二○○○年代中期，當局認為欲達成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並且維持黨的壟斷性政治掌控力，有必要發展出一個制霸的公有經濟部門。俄羅斯國有資產被個人寡頭私有化的情形引起中南海領導高層的戒心，眼見前KGB頭目搜刮俄羅斯的自然資源及其他珍貴的國家資產，中共領導人警悟到，這種情形也發生在中國各省市，只是規模較小罷了。在「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下，成為企業人士的前中國官僚奪取了最好的國有企業廠房，靠著不動產賺了大錢，再拿這些錢來賄賂地方官員。 為防止俄羅斯形式的個人寡頭在中國崛起，中共決定，應該讓中國共產黨成為掌控所有重要的、資產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唯一寡頭，於是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做為國有企業的官方股東，並由中央組織部掌控及派任中央層級國有企業的大掌櫃。套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前主任李榮融的話，最大的國有企業應該被當成「共和國長子」般栽培呵護。 目前，「長子」特權階級有一百一十七個成員，為強化它們的財務和產業血脈，中共當局時而讓它們聯姻合併，使得成員數目也隨之減少。在中國經濟體系裡，這些「長子」被賦予壟斷和寡占的地位，論財力（二○○一年營收），排行榜如下：中國石化公司（二千七百三十億美元）、國家電網公司（二千二百六十億美元）、中國工商銀行（八百億美元）、中國移動通信公司（七百六十億美元）、中國中鐵公司（六百九十億美元）。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頭十年，適逢胡錦濤、溫家寶回歸呵護國有企業政策路線，無疑地使中國國有企業受惠甚大。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說明了國有企業取得的種種優惠和特殊利益。天則經濟研究所係由高齡八十多歲、深具改革思維、甫於二○一二年三月獲得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頒發「弗利德曼自由獎」（MiltonFriedman Liberty Prize）的經濟學家茅于軾所領導的中國獨立智庫。這份發表於二○一一年六月的研究報告〈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指出，中國最大型的國有企業看起來很賺錢，但若扣除它們獲得的種種補貼，實際上是虧錢的企業。 在深入鑽研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調查分析結果之前，必須先深入了解這項研究內含的國有企業世界。天則經濟研究所並未嘗試統計出精確的國有企業家數，報告指出：「相關數據顯示，一九九八到二○○三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二十三萬八千戶減少到十五萬戶，到○七年，國有企業戶數減至十一萬戶。」天則經濟研究所使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估計國有企業的獲利及其獲得的補貼，包含所有中央層級國有企業，以及雖屬省縣市層級、但重要到足令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追蹤的大型國有企業。報告指出：「二○○一至○九年，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累計獲得利潤總額為五．八兆元人民幣。」○九年的帳面利潤比○一年增長了近四倍。但是，這些獲利的分布很不平均，例如二○一○年時，一百二十五家中央層級國有企業的獲利佔所有國有企業獲利總額的三分之二。此外，中央層級國有企業獲利的六一％（總計八五二二．七億元人民幣）來自十家大型中央層級國有企業。 尤有甚者，國有企業的總獲利有很高比例來自規模最大、壟斷程度最高的國有企業。例如，二○○六年時，下列九家國有企業佔中央層級國有企業總獲利的六九％：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化、中國海洋石油、中國移動通信、中國電信集團、上海寶鋼集團、中國鋁業、中國神華能源公司、國家電網。二○○九年，光是中國移動通信和中國石化這兩家公司的總獲利就大於中國前五百大私人企業加總起來的獲利。 |
發表於 2013-8-17 01: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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