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能力」的探討,是本書的重點特色。作者認為,中國與西方,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典範。當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碰撞,必然引起巨大的動盪。其勝敗固然攸關一時的存亡,但風波稍定後,雙方更需藉此一歷史因緣,相互調整學習,攜手合作,努力開創新典範,讓人類歷史除了軍事結合金融的推動力量之外,仍有其他道路可走。 本書一系列的創新觀點︰諸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戰爭國債與資本主義體制、琉球及恰克圖貿易對於中國發展的長遠意義等,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及廣大讀者熱烈回響,讓本書榮登二○一○年度中國大陸優秀圖書排行榜總榜第一名,全中國熱銷近二十萬冊。 中國歷史上首個成功的國家貨幣-人民幣 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項偉業,也就是一舉確立了人民幣的國家主權貨幣地位。歷史上,中國的國家貨幣發行都是因為無法成功進入農村地區,無法為千百萬一盤散沙的小農所接受,故而結果總是宣告失敗,但是,中共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成功地在農村建立起現代組織的政治力量,中共所開闢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以農村基層的組織化、農村政治的現代化為前提的,這也就為財政金融制度最終在中國基層農村的展開,製造了根本條件。早在延安時代,在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等主持下,中共就成功地進行了邊區貨幣的發行,邊幣發行的成功,使得陝甘寧邊區避免了通貨膨脹,渡過了抗戰最艱苦時代的金融危機,有學者甚至指出:朱理治所著《朱理治金融論稿》,其學術水準已經達到了當時世界金融理論的最前沿,可謂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寶貴知識理論財富。 中國歷史上第一套成功的國家貨幣--人民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發行的,不過在當時,人民幣在城市裡幾乎沒有人接受,上海解放伊始,銀元炒賣之風甚囂塵上,銀價暴漲,通貨膨脹非常嚴重。因此,確立人民幣的權威、制止通貨膨脹,這是人民幣能否站得住、新中國能否站得住的關鍵所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毛澤東即責成成立了以陳雲、薄一波為首的中央財經委員會(附屬於中革軍委),「中財委」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彙報說:為了解決目前空前的財政經濟困難,擺在我們面前的路無非兩條:一條是為了支持戰爭、籌措軍費,中央不得不發鈔印票,這樣做的結果,無異變相徵稅,勢必如國民黨政權和歷代王朝一樣,造成人民困苦、通貨膨脹持續,最終就是國家合法貨幣垮台;而另外一條路是:只有在努力恢復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礎上,方才能適當增加稅收,並輔之以嚴格管理、嚴格兌現的公債發行,同時更重要的是:必須嚴格財權、統一財經、迅速制止財政的多頭管理,治國先理財、理財先治黨,如此才能防止亂花錢、亂招人、亂調撥,一句話:只有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財經紀律,才能節約開支、實現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從而維持人民幣的國家法定貨幣地位。這便是毛澤東對於革命黨人財政政策的高度概括和總結:「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其中最關鍵的,就在於嚴格財政紀律,即「加強紀律性」。 對整個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實行嚴格的財政管理--這一點說來似乎容易,力行則甚難,歷朝歷代,包括國民黨政權均未做到此點,從客觀上說,這就是由於國家沒有深入地方的組織機構,用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國家沒有垂直的行政管理系統,而只有互相牽制的「側面彼此管理」的多頭財稅體系,而從主觀上說,中國士大夫官僚集團一向沒有實際行政能力,更以言財政稅收司法為恥,以為那是胥吏所為。如此一來,他們便將實際上的國家行政,交由一個利益集團來處理。因此,也正是對照歷史,毛澤東的話才格外令人深思,他這樣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貨幣主權和政府財政權威,從根本上說植根於政權本身的權威,而政權的權威,則來自於對人民負責任,而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權,則必然要對執政者提出「責任倫理」的要求。什麼是革命者的世界觀?這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思考的問題。在毛澤東那裡,正如在康德和馬克思那裡一樣,「世界」並不是需要我們去屈服、臣服、認同、膜拜的「表象」,而是我們必須去努力改造和創造的「對象」。而套用馬克斯.韋伯的說法,什麼是理性? 所謂理性,並非是指「欲望」、「感性」的節制或者對立面,我們所說的理性,乃是一種在時間中、在歷史中才能展開的「責任倫理」:即只有那些面對前人的犧牲感到深深的愧疚,而對後來者懷有巨大責任的人,才是置身於歷史中的人,才是置身於真實世界中的人,正是這種愧疚、正是這種責任,要求、命令我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地為後來者造福的事業之中去。因此,只有這樣的人,才配稱為理性的人,對歷史負責的人,只有這樣的工作,才配稱為理性的事業。 薄一波後來回憶說:當時對黨員幹部最嚴厲的懲罰,所針對的是「浪費」,而非「貪汙」,因為對於共產黨人來說,不能用貪汙和不貪汙這個剝削階級的標準來要求黨員和幹部。毛澤東更這樣說到革命者的責任倫理:「為了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想過這個問題?我是經常想這個問題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再思此語,今昔對照,桃花扇底說前朝,豈是「感慨係之」所能道盡?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在我看來,黃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學術巨擘鄒讜先生,雖然都有國民黨的背景,卻高調讚揚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成就,原因就在於他們從民族大義出發,是真正懂歷史的大學者。黃先生說:只有上看貨幣財政獨立,下看基層建設,才能「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誠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