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王慧麟﹕視頻的「酷刑」更可怕

王慧麟﹕視頻的「酷刑」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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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知名藝人在北京被捕，一涉收藏大麻，一涉吸食大麻。北京中央大台的視頻，在當事人「薄格」和「厚格」下，公布了一人的被捕過程，以及聲淚俱下的後悔自白，兩岸三地輿情大嘩。娛樂版素來是筆者的精神食糧，如此勁爆的新聞，當然比追看李飛在深圳之「訓話」更上心。但當看到網民的點評事件時，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有網民看完視頻之後，會覺得他們抵死呢？難道不是無罪推定嗎？為什麼有網民覺得，有藝人父親為何還未表態道歉認衰呢？為什麼一名大好前途之青年藝人，居然會吸毒？活到20多歲，還居然在鏡頭前哭哭啼啼喊着說後悔呢？

我不禁問：咦！兩名涉毒疑犯還未上庭定罪，為何網民以至社會輿情早已認定他們是罪犯，「無罪假定」不是國際標準社會核心價值嗎？一日疑犯未定罪，一日應該尊重其私隱，在處理容貌以及名字方面更要小心。但是，為什麼網民不是批評北京中央大台沒有抹去疑犯的容貌特徵，反而批評為何要把兩人打格呢？為什麼網民不是批評北京大台公開其後悔自白的錄像，反而批評其公開得太少，沒有辦法看清楚他的自白是否出自真心、有沒有說出真相、有沒有真正的悔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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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自白懺悔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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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刑事罪犯公開審理，要其在公眾面前懺悔自白自省道歉賠禮，中西皆然。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兩點：第一，是震懾作用。公開審判罪犯，是政權對人民宣威的一個重要方法，意味着犯法者必遭懲戒，以儆效尤，而且必定不是小懲，而是大懲。罪行愈嚴重，愈需要公開審理。1649年英國的查理一世國王疑涉叛國，在Whitehall前地執行死刑。國王居然叛國，大事中之大事，倫敦人莫不聚集觀之；在清末還未取消凌遲之刑，有法國士兵在北京菜市口刑場拍得犯人王維勤遭凌遲的照片（筆者2009年一篇在本欄的舊文，誤寫為林維勤，特此澄清），旁邊聚集一堆市民觀之，眼神不覺恐懼不安。這是否代表即使如凌遲之酷刑，已無法起震懾社會之功能呢？凌遲者，頂多行刑數天後身亡，但中國一些酷刑如刺字，卻是伴隨一生的刑罰，儘管目的在於震懾，但效力有限，沈家本在1905年提出取消「刺字」一刑時嘗言：「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恥，庶幾悔過而遷善。詎知習於為非者，適予以標識，助其凶橫，而偶罹法網者，則黥刺一膺，終身僇辱」，可見古老刑罰，即使殘酷，亦未必有預期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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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因為法制改革，1905年清國廢除凌遲等多項酷刑。但在中國，疑犯公開示眾以震懾人民，至今仍有，不過，官方亦鮮有再搞，反而由遊街變成用電視及互聯網傳遞信息，表面是文明進步，實質比遊街更有震撼力。tvb now,tvbnow,bttvb1 P& Z4 A& S% q

第二，是禮樂教化的作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重視法律對有關之功能，以及維護君臣父子秩序之目的。罪犯需要對其罪行，顯示懺悔反省之情，即使已獲判有罪坐牢，仍需要尋求受害者（若健在）以及其親屬之公開原諒，方才罷休。至於罪犯之父母，亦需要為其子女的行為負責，必須對受害者及其親屬，以至社會各界道歉，負上管教不嚴，累及社會之惡名。看官若看台灣新聞，一定會見過，一旦有嚴重之刑事案件發生，疑犯往往被傳媒追逼，要其公開道歉，同時，記者亦會追問其家人何時向各界道歉。這種一人犯罪，全家負責的社會壓力，已成華人之法律觀念。因此，即使北京涉毒的藝人，其父也要在微博裏說「教子無方」以息民憤。查其子已三十有多，成年久矣，為何父親仍要承擔其教子責任呢？

公開「認罪」就是真相？

上述的兩種原因，背後至為重要的關鍵詞是「公開」。疑犯需要在群眾面前，承認犯下了「罪行」，而公眾需要透過他公開交代犯罪的過程及情况，驗證其有沒有真的犯下了「罪行」，有沒有真誠的向社會道歉，並且會認為，既然疑犯願意公開認罪，即表示其犯罪事實，不容置疑，公眾透過疑犯的認罪過程，相信已經找到了事實的真相。另外，假如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願意接受疑犯，以疑犯家庭之道歉，疑犯就好像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讓社會給予他改過自新的機會。6 C$ L( ~- z: ~1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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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這個「公開」的過程，是不是就能看見真相，抑或是疑犯不自願情况下被迫道出的對白？甚至，我們也不知道疑犯有沒有受到「逼供信」。福柯在Wrong-Doing,Truth-Telling: The Function of Avowal in Justice一書提到，為何歐洲大陸法制，那麼重視Avowal，我姑且譯作公開認罪。以現代法制的說法，Avowal是一紙聲明，裏面臚列了一些證據，供日後訴訟時所用。但在福柯的考證之中，在中世紀的宗教法庭裏，疑犯能夠在公開之情况下，親口認罪，被認為找到事實真相的方法，亦是疑犯是否犯罪的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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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謂有理說不清，遇到難以處理的案子，又或者疑犯矢口否認，那麼就需要疑犯通過酷刑驗證，即是所謂 Inquisition（姑且譯作「調查」）方法。如果疑犯一直堅持不認罪，則一定是講大話，就需要更進一步用刑，逼他公開認罪。坦白說，疑犯大抵見到刑具，已經肝膽俱裂，好多立即公開認罪。不過，總有疑犯能夠忍得住這些酷刑，而他又堅持不認罪，那麼法庭就相當頭痕。tvb now,tvbnow,bttvb+ `" t( {3 S2 @% B

福柯指出，隨着文明發展，十八九世紀之下的法院，已經不再全部利用酷刑來達到Avowal的目的。萬一遇着剛剛下，經過逼供信等酷刑，也不能令疑犯親口認罪，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呢？這時候，莫非是疑犯有精神病，令他有能力應對酷刑之煎熬？就在此時，精神醫學就出場，分析及診斷此等罪犯，研究其精神狀態，亦尋找對應以至矯正之方法，讓罪犯有機會改過自新。熟悉福柯的朋友就會知道，這個分析，就會回到他「規訓」的理論裏，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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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烙印永生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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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福柯在著書立說之時，相信也未必估計到，現代科技之高速發展，酷刑的工具，已經變成攝錄機。當疑犯知道他將要被錄影的時候，他內心的恐懼及不安，隨時比得上中世紀那堆古靈精怪的刑具，因為他深知，只要這些錄像透過互聯網散佈全世界，一定腳軟。而且，在「有片有真相」之主流論述下，更只會有極少數人質疑，他在鏡頭前的自省，是否就是真相的全部。這種影像無限loop，陪伴一生的認罪自省反悔的烙印，永生跟隨，死後仍留，相信比刺字之身心痛楚更難受。  E' _7 I9 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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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藝人藏毒吸毒販毒，假如屬實，就應受法律制裁。涉及毒品之罪行，無論是極權或民主國家，都是犯法，沒有人會同情。北京中央大台的視頻，既然播得「出街」，又加上藝人也甘願自毁形象聲淚俱下求大家同情原諒之時，公眾自然不會質疑影像背後所呈現的是否就是事實全部以及「真相」。正如大家看到，有號稱是泛民的政客，最近還在電視機前，聲嘶力竭地說要爭取民主，立場堅定不移之時，他們之信誓旦旦，你會相信，這就是「真相」嗎？我想，好多人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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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ault (2014), Wrong-Doing,Truth-Telling: The Function of Avowal in Justic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ierre Bourdieu (1999) , On Television, The N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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