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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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好學的友人問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源自何處？我一時答不上來，回來想想，所談是「天下興亡」而非「國家興亡」，好像跟顧亭林有關，果然在顧著的《日知錄》查到一段話： 有亡國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也。……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正始〉） 這段話是歷史評論，題目是〈正始〉，說的是魏晉之際天下大亂的事。但顧亭林不停留在歷史的敘述，話鋒一轉，談到「亡國」與「亡天下」的問題。這問題在顧亭林之前，好像不存在，因為天下即國家，國家即天下，很少有人把它們之間相隔開來看。依照先秦的「封建」（與「郡縣」制對立，純粹是一種政治制度，沒有貶意）時代的看法，國家與天下是有分別的，當時的天子稱作王，王所統治的是「天下」，諸侯統治的是「國」，而大夫管理的地方叫「家」。看得出是天下最大，國次大，家最小。國與家比起天下來雖然小，但都十分重要，因為它們是組成天下不可缺的部分。 後來採用郡縣制，封建逐漸廢除，「天下」的觀念就空洞化了，「國」的觀念擴大了也堅實了，「國」由天子統治，而天子改稱為皇帝，表面上還保有諸侯，但秦漢之後的諸侯多是僅具空名，並無實權，諸侯下的「大夫」一層，則完全消失了。這時所提出的「家國一體」的觀念，是把「家」的定義延伸到一般家庭上面的，認為家庭與家人跟統治管理我們的國（政府）關係綿密，國（政府）幫家（人民）提供服務，保障安全，所以國一有難，家應竭力支援，因為「覆巢之下無完卵」呀。 顧亭林（炎武，1613-1682）為什麼又提出「有亡國亡天下」這一命題來呢？顧亭林所處的時代，是黃梨洲所謂中國「天崩地解」的時代。在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清朝的勢力已揜盡天下，有志之士雖圖恢復，確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亭林在清軍渡江之際，曾糾合同志起義兵，守吳江，失敗幾死，幸而逃脫，他母親王太夫人自崑山城破，絕粒二十七日而逝，遺命不許他事滿。他本是個血性男子，有高昂的鬥志，事敗殉國是很自然的，但他受母親遺命的教訓，知道世上還有比殉國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該負責「天下」的興亡。 在顧亭林看，「國」就是一朝一代，而「天下」比較抽象，是指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只要民族的精神文化不死，朝代的更迭算起來只是小事。他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意思是政權是國君與臣子的事，「肉食者」的典故出自《左傳》，是指衣錦食肉、生活條件很好的社會高層人士，朝代淪亡，他們負責便可，一般百姓用不著擔其責任的。但保天下就不同了，國只是少數人的政權，天下則含有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是一個民族靈魂命脈之所繫，保留了它，民族自有再起的機會，沒了它，國亡就是真亡了。所以天下興亡遠比國家興亡來的重要，就算最卑微的「匹夫」，也該對天下的興亡負起責任來。 顧亭林此後的生活，完全放在學術上面，他認為在學術上的貢獻有益於民族文化的提升，所以他一生提倡經世致用的學問。他對宋明之後的心性之學十分不滿，說他們「空疏不學」、「遊談無根」，他批評當時的學風說：「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與友人論學書〉）他呼籲恢復孔孟的實學精神，他不唱高調，不走虛步，又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格言，一方面用以勵己，一方面用以勉人。 他一生著作不算多，但每部對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音學五書》，開啟清人有關聲韻學的討論與研究，他有三部探討地理沿革的書，即《肇域志》、《歷代君王宅京記》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是親身經歷，對勘史料，一點一滴的完成的。他的學生潘耒說：「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史學家全祖望說：「先生所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顧亭林行旅全國，考察各地山川形式，當然有反清復明的用意在，不過並沒有真正用上，卻對清人以科學方法研究歷史與地理有了絕對性的影響，對以後盛行了百餘年的乾嘉考證之學，作了先導。 朝代的興替，在當時很重要，但一過了，也就不太有人注意了。倒是文化層面的問題牽涉較廣，而且一線相連，影響更深。回想四百多年前的顧亭林說過的，不見得都算過去的事，有些也可以用來針砭目前，我們對文化淪喪、價值錯亂的問題，應更為注意，多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