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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E) h4 o9 U" y" e7 ^0 _5.39.217.77:88981965年6、7月間，我受邀參加一個為期一個多月的出版界參訪團。這是對於在左派機構工作的資深員工的獎勵性活動。團員約40人，所有交通食宿費用全由大陸負責港澳工作的單位招待。我那年29歲，成員中最年輕。我相信受邀是基於我的表現和名聲。我那時創辦了《伴侶》半月刊兩年多，是左派出版品中銷量最成功的刊物，我編寫的七本《青年自學叢書》在香港和星馬一帶都暢銷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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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文化界當然有許多比我優秀得多的前輩，但出名的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儘管後來命運多桀），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的大不乏人，但能寫會編的就後繼無人了，在左派出版部工作的，大都是左校畢業、知識有限也沒有用功去進修的人。在編輯寫作能力方面，我可以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後起之秀。當時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tvb now,tvbnow,bttvb( X5 T, @ l% _+ ~
4 B$ j8 ^( E% Z% c5.39.217.77:8898參訪團先到北京，聽了有關大陸出版工作、關於國際形勢、關於港澳形勢的大報告。我那時的印象是：報告者知識豐富、分析到位、對國際和香港的情況也有較深入了解。如果說這是「洗腦」的話，以我當時的見識，是被洗了一次腦。那時作報告的人，絕不是現在一些強詞奪理、自相矛盾的為中共講話的邏輯盲可以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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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負責港澳工作的最高領導者廖承志宴請了參訪團。他在談話中慰問長期在香港辛勞工作的員工，他說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存在，充份利用」，而所謂利用他也坦白說就是從香港取得外匯，「有利可圖」，希望大家為了祖國繼續忍受低薪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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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書局是華僑資本，大老闆是新加坡人。大老闆的一個親屬因在新加坡左傾而呆不下去，到了北京在僑辦工作，他實際上是上海書局的隱形領導。我在北京時，名叫溫平的人單獨約見和宴請我，席中有兩位僑辦高層領導人，主要話題是對我編寫的《青年自學叢書》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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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其後西行乘火車去洛陽、西安，看了碑林、半坡遺址、華清池、黃帝陵等等古蹟文物，這些古文物扣動我心弦、引發我思古幽情，也增加了對華夏的認同感。接着我們乘公車去了「革命聖地」延安。在那裏被灌輸中共版的毛澤東光榮革命史；然後去上海、蘇杭等地遊山玩水後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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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是文革前一年，是大躍進帶來大饑荒之後由劉鄧掌權的經濟回暖和文化小陽春的最後一年。我見到的北京領導者都溫和講理，對香港政策是尊重港英管治「長期存在」，出版業也蓬勃，古蹟和文化遺產受到保護。這是一面。另一面是全國漸漸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實際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醞釀期。那一年的11月，上海《文匯報》刊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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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參訪團回港後，按照我獲悉的中共對港政策和對我工作的肯定，我積極籌備再出版一本《文藝伴侶》月刊。但隨着大陸學毛熱潮升溫，大批判到來，言論趨於一元化。1966年文革爆發，那些我剛參訪過的文物遭到破壞。隨後到1967年，文革病毒感染香港，掀起我們當時稱為「反英抗暴」的左派暴動，一年多前在北京獲知的中共對港政策來了一個大顛覆。我的心路歷程也進入一個大混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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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r* ]2 s! n- s& c# Z李怡 |
發表於 2019-4-18 10: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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