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立人﹕種族與宗教維吾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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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政府努力將7月5日的新疆騷亂中所牽涉的種族與宗教、維吾爾與漢族、中國與國際伊斯蘭等等的關係淡化，但中央政府的政治上考慮卻避不開維吾爾與宗教密切的關係。事實上，西藏的藏族不可能與藏傳佛教分割，新疆的維吾爾也不可能與伊斯蘭教分割。透過宗教，維吾爾的身分和價值系統被鞏固。同樣，伊斯蘭教也透過種族建立其影響力。以下，我嘗試從文化政治和宗教政策探討維吾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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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出現就是一個問題
清政府要到1759年才全面控制維吾爾居住的地方，並稱這地為新疆（即新的疆土）。雖然自19世紀中葉，漢人逐步移居新疆，但於1864至77年期間，查阿古柏（Yakub Beg）曾反抗清政府管制，自組政府。於1911年期間，新疆曾被中國、英國和俄國分割控制。此外，分別於1933和1944年，新疆曾先後嘗試獨立。這些歷史反映新疆拒絕認同它是中國一部分。為了進一步控制新疆，中央政府大量將漢人移居新疆來淡化維吾爾在新疆的獨特性，從1949年只有10個百分點的漢人到2000年已增至40個百分點。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於1955年成立維吾爾自治區，為要吸納維吾爾的順服。實際上，這距離真正的自治有很大距離，而香港（高度自治）就是一個例子。這種軟硬政策也反映在維吾爾的文化生活上。例如，2003年《新疆歷史與發展》白皮書有這樣描述，「自西漢（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後24年），新疆已是多元種族合一的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漢族是其中最早的人民定居在新疆。於公元前101年，漢朝開始派軍開墾農地……」這是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文化使命」（civilising mission），目的是要證明他們屬於一個聯合的中國。同時，中央政府又向維吾爾和新疆提供優惠政策，其中包括經濟、教育、宗教和生育等等優惠。然而，中央政府亦知道對少數種?

在國際層面，自蘇聯解體後，中國政府已意識到新疆維吾爾將會是一個全球化問題，因為在中亞新成立的國家中多是伊斯蘭教。於1996年，中央政府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成立上海合作會議，其中一個重要合作是不支持分離組織。於1999年，俄羅斯加入，並就邊界安全、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犯毒等議題得到共識。烏茲別克於2001年加入上海合作會議。按國務院報告（2002年），在1990至 2001年期間，不同維吾爾分離分子發動200多次恐怖襲擊。911事件給中國政府一個好機會，以打擊恐怖分子為名混淆恐怖分子、分離分子和公民權利支持者的區別。在2002年，美國和聯合國支持中國定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為國際恐怖組織。

以上的描述是要指出新疆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經過中央政府多年的努力，種族融和有一定成績。然而，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種族融和政策總不能滿足那些爭取更多自主的維吾爾。以下，我將探討中央政府如何從宗教政策回應維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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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宗教政策在新疆
就着宗教在新疆的角色，國家宗教事務局長葉小文2000年曾說：5.39.217.77:8898( A" l, v, N$ j% e9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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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有能力去連繫和動員少數種族……近年，我們看見一些教派常常利用宗教爭取權力和利益，激起麻煩，甚至傷害其他人……他們利用宗教狂熱分裂人民，破壞不同種族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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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於2001年頒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管理宗教事務的規則》取代1994年的規則。在中國，是否依法辦事本身已是一個很嚴重問題，但2001年《規則》卻進一步控制伊斯蘭教活動（留意：維吾爾是伊斯蘭教信徒）。例如，1994年《規則》中反分離活動的指控只針對宗教人士，但2001年《規則》卻適用於所有信徒。此外，2001年《規則》對正常宗教活動和宗教印刷比1994年《規則》有更多限制。事實上，中央政府針對新疆分離活動的政策已於1996年的「嚴打」措施、1997年的「改正社會秩序」、2000年的「改正宗教場所」等等已開始了。911事件後，中央政府推行「嚴打，高壓」措施對付分離分子、宗教極端者和恐怖分子（中央政府稱此為「三股惡勢力」）。如上面所說，中央政府刻意沒有將公民權利爭取者分別出來。結果，任何以宗教名義爭取權利就是宗教極端者和恐怖分子了。公仔箱論壇1 [, m  R) f; U# ];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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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53年成立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受中央政府控制，多於伊斯蘭教影響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自1994年，中央政府提出社會主義與宗教相適應政策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舉行背誦《可蘭經》比賽、舉辦麥加朝聖團、以維吾爾語文出版的《中國穆斯林》期刊和出版簡明版《可蘭經》等等。相適應的另一面，就是伊斯蘭宗教教育中需要加插愛國教育，維吾爾的宗教人士並需要參加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宗教愛國教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2005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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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要加強對宗教公眾人物管理，並肯定他們符合政治要求。這是第一個基本要求。政治要求是：熱愛祖國、支持共產黨領導人和社會主義系統、反對國家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維護國家統一和配合國家法律和政策。」

中央政府清楚認識宗教與種族的密切關係，以致它不再選擇以消滅宗教的態度來看待宗教。但在沒有共存的意識下，宗教政策和少數民族政策（《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2005年））始終不能產生真正的尊重。1 H4 w6 _* K! N5 U7 b, O0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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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經濟發展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改革將會慢慢容許少數民族有更大的參與，甚至有真實的自治──這是很多評論者的觀點。然而，這條漫長的路是否可以抗衡受國際關係影響的維吾爾運動，我並不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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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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