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不能完全脫卸政務官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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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底金融海嘯發生迄今，台灣的經濟數據就一路慘綠。過去這半年當中，我國進出口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三成、四成都已經不是新聞。一開始，內閣財經官員都還面色凝重、頗為自責，但是當壞消息接二連三、習以為常之後，似乎大家都麻痺了。這讓我們擔心：此次金融海嘯與深度衰退，會不會在摧殘台灣經濟的同時，也扭曲了政務官的責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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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覺上，大家都知道台灣經濟低迷或可歸因於外在環境不好；但在概念上，操之在人的外力與操之在我的努力、能力，本即難以區分。以民間企業來類比，政務官就像是一個企業的老闆，他要想盡辦法提升營運效率，但是最後結算時，老闆自當概括承受後果，不能把公司虧損的責任推給市場不好或員工偷懶。同理，如果外在環境不好就能當然合理化政務官的免責，那麼責任倫理四個字也就形同具文了。! q( `7 o% h/ ~9 W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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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最感念的總統是蔣經國；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經國先生主政期間政務官的責任表現。在民國六十六年，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彥士因為蘇澳載運學生的船隻沉沒造成三十餘人喪生，而立即辭職。更早的事例，則是民國六十八年台美斷交時，外交部長沈昌煥也辭職以示負責。其實任何人都知道，學生安全固然是教育部督導的業務，但沉船與否絕對有幾分運氣，未必與教育當局有關。蔣彥士當初若要力辯，也是可以義正辭嚴。再說台美斷交，那更是國際大勢所趨，難以轉圜，但沈昌煥時任部長，無論如何就是得辭職負責，承擔責任。此外，大家都盛誇前副總統連戰是福星，因為他在交通部長三年任內都沒有摔過飛機，而其他因飛安事故辭職的交通部長，卻是時有所聞。政務官不能以「時運不濟」脫卸其責，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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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政務官負責便得辭職呢？沒有輕微一點的懲處做法嗎？依法依理，確實沒有。我們的公務員懲戒法明文規定，一般公務人員的處分包括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六種，但政務官就只適用申誡與撤職，沒有任何「薄懲」的灰色地帶。法律之所以會如此規範，也是希望國之大臣能一肩攬下成敗大責，要展現士大夫的風骨氣度，而不去爭辯難以區分的不可抗力因素。國家法律既然這樣規範，人民期許政務官應知承擔，也是合理合度。tvb now,tvbnow,bttvb; L' P- s) U2 O" ]# z. G

當然，政務官的責任倫理，是不是一定要推論到「凡摔飛機部長就必然下台」的地步，是可以斟酌的。但是相反的，如果財經閣員以金融海嘯為擋箭牌，合理化台灣所有慘不忍睹的財經數據，連一點承擔責任的態度都沒有，人民恐也難以接受。更何況，經濟衰退席捲全球，台灣卻比其他情境相似的國家受創更重，那就更難自圓其說了。以一月至四月的進出口情況來看，台灣的衰退幅度比星、港、韓都要大，績效在四小龍中殿後。標準普爾月前公布信評，台灣是全世界重要國家中唯一遭到調降評等的。台灣今年一至五月稅收短少極為嚴重，但行政當局卻一直在減稅。這些「比爛」的業績，難道也能因金融海嘯而卸除責任？5 ?1 h- U" q9 A2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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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層也許會替閣員們緩頰，說如果不是他們的努力，台灣的經濟會更慘。也許確實如此，但這是一個永遠無法證明的論述，也不合乎責任倫理的基本觀念。至少，蔣彥士當年不會向經國先生說：「如果教育部長不是我，會有更多學生喪命。」政務官的責任是個態度問題；如果連政治責任都要淪落到ＣＳＩ犯罪推理一樣，一定要把某人的過錯歸納到再無推託狡賴的餘地，那麼我們討論的對象恐怕就不是國家重臣，而是匹夫匹婦了。

總之，戒嚴期間一艘小船遇上中型災難，就辭了一位部長；民主時代經濟巨艦面臨滅頂海嘯，卻未見一人負責。政務官如果不負擔經濟成敗的責任、卻只轉手一○一董座的分贓公文，這樣的對比，實在也是太超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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