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鄺健銘: 香港落後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5-1-7 12:14 PM 編輯

鄺健銘: 香港落後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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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南華早報》專欄作家Philip Bowring發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樣」。文章開頭這樣說：「最近許多文章都主張香港應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學習，當中不乏謬論，應當及時撥亂反正。」文章嘗試釐清，香港輿論對新加坡模式的各種一知半解 ── 例如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國民儲蓄狀況、經濟增長速度與「即用即棄的廉價勞工」的關係、收入不均程度與香港不相伯仲、國民總收入比國內生產總值低、與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實「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歡讀這種題材的文章，過去一兩年，也寫了好些主題相類的文章，考察的重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點、香港有何長處、為何比較之時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體的星港比較如何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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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獅城社會面向tvb now,tvbnow,bttvb" R0 Q, X4 R% d4 L5 f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義，認為一般民眾皆愚昧，自由開放對國家發展無益，因此不時利用國際環境險惡、國家版圖細小資源匱乏等恐懼因素，「遊說」民眾接受威權管治、正當化對各種社會自由的規限。在這種國家治理氛圍下，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逐漸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份。! F5 O$ B$ p! `; ~2 }# I, V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新加坡政府意識到知識經濟下社會創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發表報告，提出「讓國民具備冒險、求真與創新精神，對生活充滿激情」的創意城市願景。不過，有新加坡學者曾質疑沒有新的政治氛圍，新的社會是否能夠破繭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報導，儘管新加坡專利申請愈來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商界領袖甚至開始公開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 e3 T; ~$ l, z+ `* Q! w/ D- N/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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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經常吹捧、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模式，多只著眼於其施政速度，對此Philip的南華早報文章有這麼一段：「任何人只要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稍有關注、並希望政府不干涉個人事務和私營業務，自然就會清楚新加坡獨裁統治的缺點所在。獅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重要基石」。的確，香港與新加坡行的是兩套風格頗為不同的模式，前者傾向強社會弱政府，後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機抨擊社會自由引致內耗、拖慢經濟的意圖。不過這種說法難經考驗，原因是無法解釋為何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仍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高於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同樣在新加坡之上。5.39.217.77:8898- U' U2 P/ a7 X/ l& F% C* @: w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將來仍能與之平分秋息？觀乎此時此刻香港的發展，我對此頗有懷疑；香港刻下仿如黃昏，新加坡卻如日方中。一個港媒經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為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而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不斷被收緊的特區。! ?- J* K1 o+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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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的局限tvb now,tvbnow,bttvb1 c5 e  Q% s8 t/ _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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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分野所以重要，是因為新加坡貴為一國，情況有別於香港充滿灰色地帶的一國兩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權政府 — 地方政府」這一環，權力界限遠較香港清晰與廣闊，因此政策制訂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動力也更高。另外，因為擁有自己的主權，新加坡更可無拘無束地擁抱世界與「外國勢力」，成為貨真價實的「亞洲國際都會」，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發文，公開贊同美國制衡中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同時亦因為要面對一定程度的「主權在民」、選舉壓力，政府不能不緊貼在地民眾聲音。總理李顯龍不只在選舉期才與民眾「擔櫈仔傾計」，6月時排隊買炸雞翼就令中國網民異常羨慕。

國家以少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用人唯賢(meritocracy)、廉潔(honesty)作為施政核心教條。在國人不滿聲中，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來人口準則，政策轉而強調新加坡人優先。為團結國人，政府主動推動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與本土身份認同。政府重視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讓食物連銷店專斷、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更開設小販學徒計劃，令老字號小店技藝得到承傳。縱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書飽受抨擊，但白皮書也有特地開了一個章節，講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預留綠色休憩地帶，確保本地人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政府設有Contact Singapore，積極在海外招攬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貢獻。重視國家食物與食水供應自足、減低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是政府的重點關心議題之一。新加坡政府遠較香港容易徵用軍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發展項目，在民意壓力下，近來也收回哥爾夫球場作發展之用。公仔箱論壇* u, Z& G7 t6 M. n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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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港人仍會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獅城國家圖書館沒有像香港那樣頂住保守民眾壓力，堅持不讓兒童圖書部內容涉及同性戀的書下架），但趨勢是新加坡民眾的問政力量愈來愈大，不再溫馴。最近被指控誹謗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內籌得超過七萬坡幣，與總理李顯龍打官司。在社會愈重批判的氛圍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發展起來。2013年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屆臺灣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個獎項，令新加坡電影在華語影壇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卻日漸成為政治忌諱。香港因愈來愈政治正確地只向北望，開始與新加坡分道揚鑣，由昔日同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變成今天愈加內向的「內陸城市」。談「次主權」、「自治」、「本土」、「香港人優先」，通通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香港境外辦事處不見得會與Contact Singapore 一樣積極，聯絡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遲遲未能成事；新界東北爭議中，鮮見政府議及香港食物供應自主的一環。政府施政表現，愈來愈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為依歸，可以與獅城政府相提並論 ── 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連是否需要開發郊野公園，高級官員也各說各法，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絲毫不見政府會如何確保本地人原來生活質素不受人口增加影響；官塘重建，政府在民眾不滿聲中急著拆毀小商戶數十載的心血，拆毀一切之後，地皮卻流標，過程之中完全不見官員應有的嚴謹規劃態度；領匯當道之下，小店愈來愈難以容身，小販愈被邊緣化。政府公職的人選考慮，愈來愈傾向務虛地以「愛國愛黨」準則、政治派系立場先行，而非務實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經相信香港勝在有ICAC，但歷經湯顯明事件、亞洲週刊去年傳出北京不滿廉署「太獨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後，此情難再。香港文化產業的經濟貢獻與旅遊業相若，且電視業為電影業提供人材孵化場，加以發展實為美事，香港電視卻因神秘的「一籃子因素」而不獲發牌，公開表態不認同政府發牌決定的顧問其後更遭解僱。因為北望、合拍片當道，港產片港味漸淡，昔日風靡東南亞甚至全球的香港軟實力漸成回憶。tvb now,tvbnow,bttvb2 N! I( y8 W# ^) N& o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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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個紫砂茶壺內經年積累的茶垢 ── 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李瑞環回歸前旨在提醒有關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為是打的一個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來香港模式還能保留多少正面意義，很視乎有多少港人能擺脫鄉愿、短視與犬儒的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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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信報，此為增訂版。)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1 y- r. D0 Q1 o  U* v&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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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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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5-1-7 12:36 PM 編輯 公仔箱論壇# s( X5 n; B$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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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 英帝國統治與中國香港的民主浪潮5.39.217.77:8898+ k, M) g& e! l2 Z8 P

刻下香港政改爭議激烈，有些人士很喜歡說：「英國人百多年來也沒有給予港人民主」，《環球時報》也補充說，英國政府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只始於(八十年代)中英政府討論簽署《聯合聲明》。這多少意味英殖時期的管治更獨裁，本地人各種生活意願與訴求多得不到重視；現在港人在中國治下可親身參與討論政改，已是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一大進步，港人焦躁，無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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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鑑古可以知今，這種說法忽視了英殖歷史中的起碼三點、與現今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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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帝國的運作，並非單由港人耳熟能詳的「中央政府」主導，原因是英國社會多元，且能夠透過議會向英政府施予壓力、進而影響殖民地政策；' J' h: a! a8 O; }6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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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帝國對主權的執著，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帝國管治者更著重保留影響力，以維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對需要管理全球殖民地的英帝國而言，是解決一些殖民地與倫敦衝突的良方之一，「剩餘權力」顯然並非洪水猛獸；tvb now,tvbnow,bttvb) L, o6 ]5 m) u4 w

3. 二戰後，港英政府對香港政改發展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四九年後中共執政而衍生的地緣政治，而香港當下的社會討論，卻常有意無意忽略這一環，也因而低估了港英政府當年所需要面對的政改壓力。

十九世紀如日方中、成為全球殖民地數目最多的英帝國，其社會思潮有如泉湧，繼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福音派教義 (Evangelicalism, 重視道德行善與社會改革)、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強調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懐疑主義 (Scepticism, 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道德精神、英雄史觀與女權主義，不但推動了英國國內改革，也影響國外殖民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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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英國社會掀起的曼撤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運動浪潮是例子之一。運動領袖Richard Cobden與John Bright倡議自由貿易主義，認為殖民地應如獨立國家一樣為自己而活、應當自治，而不應讓宗主國進行剝削統治、得到特殊商業利益；換句話說，這個學派的理想不是主張建立帝國，而是在社群自治的基礎上構建聯邦(commonwealth)(“The object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was not an empire but a commonwealth of autonomous communities.”)。這種思潮後來某程度上影響了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政策，二戰後英帝國的論述也以此為藍本。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4 ?6 ~( ^9 ?3 n  ~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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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管治全球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要合符商業利益，要務是減低成本，亦因此英人也著重道德形象，以減少所需的鎮壓行動與開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台灣之際，曾就該如何管治台灣諮詢英法顧問意見。英國顧問建議，將台灣視如香港般的殖民地，善用當地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加以小型殖民地政府與軍事力量來管治；法國顧問則主張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式(法國的一個縣)統治方法，視台灣為日本的「內地」直接管治。這可以見到英人的管治風格、海洋與大陸國家的政治區別。tvb now,tvbnow,bttvb) ]. N- E/ j0 W7 u' [; h4 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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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國的治理並非一帆風順，美國獨立戰爭就給英人上了一課，但英人維繫帝國的手法也因而變得靈活。「自治領」(Domainion)是其中一項產物。 1926年英帝國會議已對自治領給予三點定義，其中兩點是：1. 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 2. 自治領與英國自由組成不列顛聯合國。

二戰後，英人仍想維持英帝國，但也務實地意識到英國財力已大不如前。他們維繫帝國的新方法，是主動給予如新加坡的殖民地自治政制改革。英人背後的理念是，要加以利用戰後日濃的本土民族意識，使之有利於殖民管治。英國官員眼中，自治的好處之一，是為殖民地政府引入更多民意壓力、加快政府的社福施政效率、使之更貼近民生，從而贏取支持。到後來，英人更選擇提拔有利己方的本地政治力量、推動殖民地整合獨立，以在財力與維持帝國力量間取得平衡。有東南亞學者研究指，如非英人扮演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一職、解決馬來亞各族各派的分歧，馬來西亞根本難以立國。

《環球時報》沒有提到的是，早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港督楊慕琦治下的港英政府，已一度計劃推動香港自治政改，以重建英人的管治威望。除了以政改換取增加政府稅收的現實考慮外，楊慕琦的其中一個考量是，英國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的教訓，重視地方自治對維持帝國的重要性。不過計劃因中共建政、變數增加而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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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因一直意識到香港難以抵禦中共進擊，因此治理香港時，往往小心翼翼，以防觸發中共收回香港的行動，也因此沒有緊密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行動，例如英人曾以BBC取締對中共構成挑釁的美國之聲(VOA)電台廣播。在此情況下，香港難以進行政改，因會被視為推動香港自治而引發中方行動。公仔箱論壇0 x1 {1 n4 n- ?3 G

不過港英政府也曾感到政改壓力。六十年代初聯合國增加了對英國的解殖壓力，這令港英政府有留意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民主自治黨的行動—這個政黨主張反共反殖、任命港人為港督，也曾向聯合國提交聯署。

刻下香港在「國家安全為上」、沒有「剩餘權力」、不能提「次主權」的大前提下，政改不但寸步難行，甚至是出現倒退──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以往的1/8 增至1/2。八十年代為確保香港主權順利移交中國而設的「一國兩制」，曾令人有所想像；今人見到此情此景、回望過去、慨嘆今不如昔，自然不難理解。$ m' }# f4 q6 y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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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有人反駁說，不要美化「英殖」。但英國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處理手法，卻給港人上了一場活生生的政治課，令他們體會更多，中英兩國處理中央－地方關係的政治文化差異：與中國對香港的一貫辭令有別，英國沒有說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說蘇格蘭自古以來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領土、沒有說蘇格蘭的命運應該由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人民決定、沒有說外國評論公投是外人說三道四，傷害英國人民感情。tvb now,tvbnow,bttvb* w$ ]' a" s# U1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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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一點是，親中人士多愛以英殖時期香港的政治狀態與現況比較，認為今日的問題當年也有；現在民眾大肆批評，是對英人厚此薄彼的「英奴心態」表現。如果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所謂「回歸」意義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英殖歲月又如愛國人士所言般不堪回首，那麼我們為何要視今昔大同小異為平常事？我們又應如何重新理解「回歸」的意義？去年9月以「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為綱、引發共鳴的學生罷課運動，又應從何說起？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中治觸發社會情緒、管治效果不如英人的情況，並非沒有案例參考；1930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威海衛，便是例子，這在198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Pamela Atwell所著的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裡有詳細分析。在1898-1930年30多年的英治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時間（1902-1921），威海衛的行政專員由曾任香港華民政務司、與香港華人關係融洽、任內大力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與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等華人自理組織的發展，且熱愛中國文化的駱克(Steward Lockhart)出任。駱克的管治風格，是盡量維持當地社會文化制度、盡量不擾民；也因為此，村民享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這管治模式，亦與1898年駱克考察新界、方便英人接管時所作的建議大同小異。; {9 `! @' e# w" b5 d3 s"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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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克治下，政府只訂下每年需繳交稅款，具體收稅細節由每村之長安排；雖然英人頒佈的法律與大清律法截然不同，但在實行上，中國律法傳統仍受法庭尊重，英人也選擇性地執行普通法，以遷就中國律法；政府於1904年設立的免費學校皇仁學堂，以雙語教學，中國典籍，以及西學如地理數學，同為必修學科。因為英人著意保留地方傳統，中國革命時期，威海衛甚至出現反革命暴力事件。駱克離任時，得到華人精英歡送，被他們讚揚為尊重學者，管治有方，同時為威海衛帶來了啟蒙與進步。

1930年威海衛回歸中國後僅僅兩天，威海衛人便有別於英治時期，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當中的原因，是威海衛政府財政權力收歸南京中央政府，因此計劃開徵新稅，影響民眾生活。事實上，中治風格與英人相反，新政府銳意要破舊立新，毫不陰柔；其發展計劃的野心相當大，支出因此快速增加，且使用權力時毫不吝嗇，這都削弱威海衛作為港口城市原有的大都會外向性格、網絡匯聚繼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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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政府財政需求增加，新稅項削弱了威海衛的轉口港地位，貿易商轉用其他鄰近港口；為彰顯威海衛是中國管轄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展示英語，這無疑是向「外國勢力」架起一道牆；政府在基層增設官僚機構以集中權力、縮窄社區自治空間；警察介入私人生活的程度，也明顯比英治時期高，警隊工作包括確保民眾繳交稅款，甚至調查學校出席率；最重要一點，是南京中央政府的黨組織在威海衛伸延，威海衛政府權力被架空，首任中國威海衛行政專員因與南京中央政府意見不合而被撤職，結果威海衛發展以「國家」而非「地方」利益為依歸。

研究香港的學者NormanMiners，曾為上述威海衛專著以「香港與威海衛」為題作序，並說威海衛的往事對香港前途頗有啟示。但當時他頗為樂觀，因為相信《中英聯合聲明》能保持香港原有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今天，當《聲明》仍否生效也成了香港政治議題之一，就不免使人再次細味history repeats itself這句老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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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此為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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