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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葉蔭聰﹕對公義的呼喊——由高智晟說起 [打印本頁]

作者: zophia 時間: 2010-4-19 06:50 AM 標題: 葉蔭聰﹕對公義的呼喊——由高智晟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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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對美聯社記者黯然地說，要放棄維權工作，跟家人重新過日子。筆者跟大部分朋友一樣，沒有理由苛責高律師的妥協，反而該由衷敬佩，因為，他已為了維權，為了社會公義，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了，身心受創，太太及孩子要逃亡。想起前陣子傳出他失蹤甚至死亡的說法，今天大家應該感到欣慰，真希望他真的可以好好過日子。5 |1 e* c$ h( ~" o

高律師拐了一個曲折大彎，為公義呼喊，最後回到家裏過日子；而許多中國老百姓，卻沿相反的路徑，當家裏的日子無法過下去，只好以別人看起來絕望的方法，包括自殺，為自身的公義呼喊。公仔箱論壇. ?7 s0 r3 t1 A5 v8 j(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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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殺個案多在農村( ?$ E% U$ v; i& ]7 X% I
這是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吳飛的論點。吳飛現在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但卻是一位人類學家，曾在河北某縣長期進行有關自殺的田野研究。他於2007年已出版了中文著作《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今年他的英文著作《自殺與正義：一個中國視角》（Suicide and Justice: A Chinese Perspective）也出版了。他的研究起點是中國自殺模式的特點，包括中國自殺率屬全球最高之一，而自殺多發生在農村農民而非城市及其居民，自殺者以女性為多數，患精神病者的比率卻偏低（西方國一般是九成，中國大約是六成）。吳飛認為，要理解中國社會的自殺行為，不能依靠西方社會學或精神醫學理論，而需要回到中國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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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飛研究的自殺個案主要在農村或小城鎮，當他透過母親家鄉的親朋，尋找自殺個案時發現，只有那些因為家庭糾紛與衝突而自殺的人會被視為「自殺者」。自殺，往往帶有濃厚的道德意涵，例如媳婦被丈夫、婆婆或姑嫂冤枉犯錯，女性受到染上惡習的壞丈夫或兒子肉體或精神虐待，因為委屈與冤枉，結果自尋短見。相反，那些一直被視作瘋子或傻子的人即使自殺，既不被村裏人視為「自殺」，有時甚至司法及醫療機構也不把他們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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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婦女受委屈自尋短見; \% b) q" ?6 D4 e% a$ C/ @2 C  H; O
吳飛的觀察發現，自殺通常發生在農民感到「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但「過日子」又是什麼呢？他認為，農民秉持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倫理，認為每一個人理應在家庭中有特定位置與角色，角色之間的互動要合乎一些「理」，維持幸福感覺以及應有的親密關係。這些「理」或秩序，過去曾由不少權威所支配與管理，例如父權宗族或神權，甚至在毛澤東年代，雖然除去所謂四座大山，基層的黨政機關也多少會管一下。但在當代的中國裏，看似傳統的農民，其實就是孤獨的現代人，要獨自跟家庭成員維持家庭中的「理」，政府也不敢亂管家庭事。而且，現代社會對親密關係的要求日益重視，例如「（完美的）愛情」、「關愛」等等的幸福指標，但經濟發展卻帶來進一步的不穩定性，不少惡習如嫖、賭、飲、吹，皆隨金錢經濟的膨脹而增加。而農村中的女性作為外嫁女，缺乏社會支援，加上性別不平等，往往特別感到受委屈，日子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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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殺其實是「對公義的呼喊」（cry for justice），因為，自殺不管成功還是失敗，總會令人注意在生者虧欠了自殺者，令在生者愧疚，因此在象徵層面把原來日子難過的境扭轉過來。不過，自殺大多是於事無補的，因為，這遠非「為公義的奮鬥」（struggle for justice）而僅是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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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社會支援出路太少
吳飛的研究發現，許多自殺個案都由家庭始，在家庭結束，只有少數會蔓延到公領域，但是，就像《秋菊打官司》，屬公領域的政府及司法機關通常也難以解決他們的小問題。可是，讀到這裏，我覺得，吳飛似乎沒有超越西方自殺論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說法——自殺源於現代社會分工造成社會整合失敗。我倒認為，許多農民，特別是女性，困在家庭這個小圈圈裏過日子，不能單單視為傳統與現代的過渡產物。簡單地說，為何中國女性農民的「日子」只能在家庭？為何公領域只有政府及司法機關？現代許多女性可以有自己的社區生活，甚至是社會團體，可是，中國大陸的家庭與政府之間的空間——即公民社會——是何等狹小，當一個農民無法在家過好日子，更不可能靠政府過好日子，可是，捨此二者，她便幾乎別無選擇了。
事實上，吳飛在書中的最後一章，也指出了一些非常零星的志願組織在減少農村婦女自殺的努力與成效，讓女性可以得到家庭與國家以外的支援，尋找幸福生活，不再走進死胡同裏。可是，吳飛似乎不敢對自己的田野觀察作進一步的政治解讀，指出中國農村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結構特點——在家庭與國家政權以外的空間與出路實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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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庭或維權者另一結局
有個人及家庭問題的女性農民，沒有公民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的支援，為自身的公義作長期的奮鬥，有人選擇自殺。維權者面對社會不公，只能與國家單獨直接角力，被貼上「反政府」、「顛覆」的標籤，無法在公民社會中作長期溫和抗爭；他們也許不會選擇自殺，但多會成異見分子，關在牢獄裏，一切努力因而變成一種「呼喊」多於持續的鬥爭，這大概就是劉曉波、胡佳的命運了。而高智晟的故事告訴我們，也許還有另一個結局，就是放棄「呼喊」，回到家庭，回到自身的小世界，嘗試尋求起碼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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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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