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方志恒﹕施政報告前夕 回顧特區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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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atspi
時間:
2009-10-14 07:07 AM
標題:
方志恒﹕施政報告前夕 回顧特區管治
如果要選擇一個詞語去形容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形勢,「管治危機」相信會是大部分港人的不二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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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不振,是多數香港人的切身體驗。有趣的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的管治評價,向來都比本地人正面得多。世界銀行每年進行的「全球管治指標調查」(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香港一直名列前茅,以最新2008年的調查為例,香港除了在「問責性」一項指標評價較為遜色外,世銀在其餘5項指標包括「政治穩定性」、「政府有效性」、「監管質數」、「法治」及「控制貪污」上,都給予香港政府極高的評價,排名穩佔全球212國家及地區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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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港人與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管治情况,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這視乎我們如何定義什麼是「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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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法律體系,以至各種監管制度,都比大部分國家及地區完善,政府及社會的日常運作暢順,因此在世銀的評分標準下,自然獲得較高的管治評價。但如果我們跟從學者Jon Pierre and Guy Peters的分析,將「管治」較具體定義為「政府制定及推動政策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 to make and implement policy),那麼回歸後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則是不爭的事實:從西九和銷售稅的爭議、到校園驗毒及高鐵的交鋒,特區政府在推動政策時,總是遭遇各方圍攻、無法建立廣泛共識,導致各種改革往往功敗垂成、一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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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無法應付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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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制定及推動政策,往往都能夠得心應手,與特區政府現時的困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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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時期,政務官一手包辦決策大權,加上立法局議員全部由港督委任,公民社會發展落後,政府只需關起門來,說服行政立法兩局、諮詢委員會的工商精英,就能夠確保各項政策通行無阻,毋須耗費心力向公眾進行解釋及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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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精英色彩」濃厚的決策機制,幾乎覆蓋了香港整個殖民地歷史,一直到了1980年代中期立法局逐步引入選舉、政黨政治興起,才受到了明顯的挑戰。回歸後,公民社會力量湧現,各種政治力量、訴求及價值紛紛介入政府的決策過程,政策制定演變成為特首、問責官員、高級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民間團體的「大混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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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政治環境急速多元化,但政府的決策機制以至部分官員的思維,基本上仍停留在以往的「精英政治」年代:總是先拍板了政策大綱及具體方案,才交付立法會及公眾草草進行諮詢,完全脫離當今政治形勢,結果自然就是「撞板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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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的政制下,社會上積聚了龐大的參政能量,未有機會進入政府的決策流程之中。這些未被吸納及疏導的政治訴求,遂透過不同方式及渠道爆發出來:政黨及議員無法參與決策過程,紛紛起來挑戰政府官員,形成「行政立法關係」持續緊張;民間團體意見備受政府冷落,唯有以司法覆核的方式挑戰政府政策,或組織遊行示威向官員施壓,導致「官民衝突」不斷加劇。社會上的各種政治內耗、惡性競爭愈演愈烈,最終令政府的管治能量嚴重受創,無法貫徹推行各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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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固然是愈快落實愈好,但普選只能夠解決政府的「認受性」危機,卻不足以改善現時政府決策機制落後、未能應付複雜政治環境的「供求失衡」問題。事實上,普選進程由中央主導,政府尚能辯稱控制權力有限;但改革政府的管治及決策機制,難道曾班子也沒有自主空間?政府到底是逃避問題,還是抱殘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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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管治」解施政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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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聯合國提倡「整合型管治」理念(engaged governance),建議改革政府的決策機制,將公眾訴求直接帶入政策過程之中(mainstreaming citizens into policy process)。特區政府要走出管治困局、提升施政能量,不可能再迴避社會反對聲音,而必須與立法會及公民社會分享決策權力,並且依循「整合型管治」理念,全面改革政府決策機制的「硬件」(搭建政策網絡、強化政策協商,以更早及更大幅度地吸納社會訴求)及「軟件」(制定最佳範例、發出指引及加強培訓,以改善政府官員處理政策爭議的技巧),務求更有效地吸納、疏導、整合立法會及公民社會的各種訴求,重建政府的管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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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特首又要發表施政報告了,但假如政府仍然拒絕進行管治改革、改善決策機制,我們幾可斷言,即使曾班子有再多的鴻圖偉略、救港妙計,相信也只會重複處處碰釘、四面楚歌的管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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