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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孔誥烽﹕金融危機不一定帶來進步新秩序 [打印本頁]

作者: katspi 時間: 2009-6-22 08:33 AM 標題: 孔誥烽﹕金融危機不一定帶來進步新秩序

去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全世界都被震得驚惶失措。誰不知不用10個月，大家已從悲觀絕望重回非理性亢奮，到處炒風再起。上周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金磚四國首輪峰會，更被不少傳媒捧成新興經濟體協同帶領全球經濟恢復活力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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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各種嘩眾取寵、今天講了明天便忘記的評論以外，也有不少論者（如家傳戶曉的末日博士Nouriel Roubini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Michael Pettis）基於冷靜獨立的觀察，否定最近流行的「綠芽論」（green shoots theory），警告各國實體經濟仍在惡化中。3月以來節節高升的全球股市，只是由各國刺激方案帶來新資金帶動的「stimulus bubble」。摩根士丹利的Stephen Roach最近甚至預測，雖然遍地綠芽，但夏天結束前定必化為枯草。5.39.217.77:8898; q: Q- t6 _( f# q/ `8 a8 S0 p- ^5 d

保八代價明日更大爛攤子
反觀中國，現在出口市場崩潰，本來是經濟轉型成由國內私人消費帶動的好機會。但政府至今推出的政策，都是重投資而輕消費。不少原本用來刺激實體經濟的資金，更流進了股市和樓市。這令不少人質疑北京到底是否真心要推動經濟轉型，抑或只是心存僥倖，打賭加大投資渡過眼前難關後，出口市場便會好轉。然而歐美消費難再回復危機前水平，已成定局。在這一輪巨額財政與貸款擴張後，中國便要面對嚴重的銀行壞帳、產能過剩和各級政府財政危機。今天「保八」就算成功，也是以明天出現更大爛攤子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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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機若持續下去，將帶來世界秩序的深遠變化，已是廣泛共識。但到底是什麼變化，便要靠社會科學學者去探究。今年以來我應邀參加了3個有關這場全球危機的學術會議，接觸到左中右資深學人還未出版的分析。總括來說，雖然現在被傳媒大肆炒作的「美國衰落論」與「東方取代西方」論，的確反映了危機後世界體系的一個可能走向，但可能和必然之間，還隔着一道巨大屏障。

3月由Brown University的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舉辦的「BRICSA（即金磚四國加南非）與新世界秩序」會議中，曾任職聯合國拉美及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經發部主任、現為期刊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編的Barbara Stallings，便引用了世界體系理論，指出每當資本主義體系出現重大危機，處於體系中間層的半邊陲（semiperiphery）國家，往往會在體系重整中扮演正面或負面、直接或間接的關鍵角色（例如20世紀初的俄國與中歐、東歐國家）。在這次危機中，BRICSA將是決定世界走向的要角。這一輪體系重整會通過平穩的國際合作抑或混亂衝突完成，很大程度取決於BRICSA國能否成功整合成一個具有共同綱領的重量級集體行動者（collective 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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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者兼奧地利前總理Alfred Gusenbauer，指出這次危機的根源，乃是國際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均，令新興國家過度依賴歐美負債消費。要徹底走出危機，便須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再分配改革，當中BRICSA國的協調者角色，至關重要。但問題是歐美國家不會輕易讓出他們在國際政經組織中的既有權力。這可能會令BRICSA國對解決全球體系性問題意興闌珊，最後只求自保，任由全球危機繼續深化下去。

新興國家利益衝突合作有難度
新興國家間的協作難度極高，除了因為發達國的抗拒外，還可能源自新興國間的利益衝突。5月中我參加了由印度外交部和一個印度智庫舉辦的「金磚四國峰會預備會議」。會議旨在為4國合作的模式與議題探討各種可能性，幫助6月峰會定調。會議參加者除了如筆者般沒有任何政府背景的蛋頭學者外，還有4國政府的資深智囊與相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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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印度外長與中國和巴西駐印大使的演講後展開。當中討論充分顯示出4國利益的不一致。例如會中不少參與者讚揚早前周小川提出以超主權貨幣取代美元地位的構想，企圖將國際貨幣改革訂為4國合作的要務，反而是中國代表強調任何貨幣改革都須十分謹慎，為打垮美元的急迫性降溫──畢竟美元地位一旦不保，坐擁巨大美元資產的中國將是4國中的最大輸家；又例如有人提出參考歐盟經驗，建議長遠將BRIC合作發展成BRIC整合，到時各國都需要放棄部分主權——有中國參與者卻強調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應為4國合作的前提。公仔箱論壇2 V3 r1 C' Z1 g; U.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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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雷聲大雨點小的BRIC峰會，最後除了決定今後定期舉行峰會外，並未達成任何實質結論，更有報道指胡錦濤在其他3國提出美元問題時三緘其口，乃意料中事。要各有盤算，各具實力的新興國家組成聯合陣線，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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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新興發展中國家合力改造世界困難重重，這次危機後出現的世界秩序，又有什麼其他可能性？在此問題上，左派反而比很多人清醒。5月底我在馬德里參加了由歐洲公民基金會資助、匯聚了世界各地老中青三代新左派學者的「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anti-systematic movements and new models of hegemony」會議。會中《新左評論》的創刊編輯，任教於UCLA的歷史學家Perry Anderson明言，不要以為資本主義危機一定會帶來進步變革。20世紀初的大衰退最後帶來福利國家、社會主義和非殖化，是因為當時的危機剛好碰上世界左翼社會運動的高潮。當年的危機加社會運動，在戰後世界各地帶來惠及大衆的新政，可說是Keynesianism for the people。但今天的經濟危機在沒有強大社運配合下，卻只能帶來動用公共資源打救大企業的Keynesianism for the capitalists。" `8 O. Q: b3 z2 l*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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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印度，埃及與菲律賓的革命老前輩Amiya Bagchi、Samir Amin和Walden Bello（後者最近當選為菲國國會議員）等，則藉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後，不少參與國由同志變仇敵、第二次亞非會議一直沒有開成的失敗經驗，指出發展中國家間彼此的猜忌，很多時候都更甚於他們對西方國家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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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今天印度一方面拉攏中國讓BRIC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卻積極鞏固與美國的新聯盟關係，還不斷在中印邊境增兵，限制中國貨進口。巴西的盧拉政府，也一直強調他們是進步但珍視美洲和諧的「好左派」（good left），與委內瑞拉的反美「壞左派」（bad left）劃清界線。tvb now,tvbnow,bttvb9 u8 K/ W5 K7 ?' l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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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或再靠攏公仔箱論壇" T# e+ K1 P$ R& c. c" X% x
另外，冷戰後歐美日曾因失去共同敵人而嫌隙日深，美國因此失去號令其他資本主義核心國的能力。但這次危機和來自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卻可能令歐美日再次靠攏。日本在多年經濟危機和被中國崛起嚇得慌張失措後，不敢再向美國說不，在區域安全與投資美債等問題上再次緊跟美國，便是一例。當下世界經濟的亂局，隨時可成危機始作俑者美國重建霸權的可乘之機。

如此看來，這場危機雖有可能帶來進步的新世界秩序，但我們也必須認清，它也可能帶來舊秩序的復辟或長時期的混沌無序。同時為3種可能都做好準備，並爭取最理想可能的實現，總比被動地等待美好新世界的到來，更為實事求是。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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