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 r% K" m, h# @- G tvb now,tvbnow,bttvb: T# B$ T5 P2 q% V! r% M. Q8 W% c5 e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3 J. p2 _, Z/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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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3 J. Y5 `+ p* a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8 l% m, I" N& k) \; R: |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tvb now,tvbnow,bttvb# v- o) x% C* z/ N* p;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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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5.39.217.77:8898! s. W, g' l. @: e3 I
/ \2 Z2 c- t& V. P& G! v5.39.217.77:8898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tvb now,tvbnow,bttvb: |' }- N" L2 z+ T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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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b) j" z& h7 n$ \( _3 D
1 ?4 o2 Q4 J& B8 Y! K+ G7 S公仔箱論壇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j; S j* N2 {1 L z1 a V4 n
; ]% M0 g; A3 a8 i5 l( i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覆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覆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6 Q. e: i9 x% C6 @/ \- ^9 u/ b' y
. n' ?5 {. c' w4 c+ T" Q, otvb now,tvbnow,bttvb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 @9 Y$ x# E+ otvb now,tvbnow,bttvb 9 C3 c% g; ~. l& j) A' A: a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5.39.217.77:8898% {" M5 G9 l% t
& R- t% C n, S. K0 b# Vtvb now,tvbnow,bttvb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5.39.217.77:88988 m8 Y! N; q) e! k/ D E4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