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b$ `" X' N A, o O3 J0 Q1965年6、7月間,我受邀參加一個為期一個多月的出版界參訪團。這是對於在左派機構工作的資深員工的獎勵性活動。團員約40人,所有交通食宿費用全由大陸負責港澳工作的單位招待。我那年29歲,成員中最年輕。我相信受邀是基於我的表現和名聲。我那時創辦了《伴侶》半月刊兩年多,是左派出版品中銷量最成功的刊物,我編寫的七本《青年自學叢書》在香港和星馬一帶都暢銷一時。& }" n1 z6 E/ s
* E( H! G3 k T& t, p" P左派文化界當然有許多比我優秀得多的前輩,但出名的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儘管後來命運多桀),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的大不乏人,但能寫會編的就後繼無人了,在左派出版部工作的,大都是左校畢業、知識有限也沒有用功去進修的人。在編輯寫作能力方面,我可以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後起之秀。當時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5.39.217.77:8898( ?8 T; \: S2 ^/ H6 n( 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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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先到北京,聽了有關大陸出版工作、關於國際形勢、關於港澳形勢的大報告。我那時的印象是:報告者知識豐富、分析到位、對國際和香港的情況也有較深入了解。如果說這是「洗腦」的話,以我當時的見識,是被洗了一次腦。那時作報告的人,絕不是現在一些強詞奪理、自相矛盾的為中共講話的邏輯盲可以比擬。% d+ Z, Y)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