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7 r" c/ {5 F( U* _: I港媒很少提到,新加坡與香港間的重要差異,是前者為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者只是「權在中央」、國家之內的「特別行政區」。這個政治結構差異可從三方面影響兩地施政速度的可比性:第一,兩個地方的政府權力範圍與大小難以相提並論。以人口政策為例,新加坡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方面的自主度顯然比香港強得多,例如外地人在新加坡生下的小孩需經政府審批,不會一出生便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香港既沒有單程證審批權,在港出生的雙非小孩亦能自動成為香港人。又或在土地運用方面,新加坡政府遠比特區政府容易釋放軍事用地以作城市發展。第二,新加坡至少有普選,能夠體現「主權在民」(People Sovereign),讓國民選出執政黨。香港沒有這樣的政治環境,現今普選進程仍然寸步難行,新加坡政府因而較特區政府更易取信於民,施政阻力相對較小。第三,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政治灰色地帶遠比新加坡多,例如何謂「中國干預香港事務」、「高度自治」,中港各派都有不同定義,亦因此,香港的政治矛盾遠比新加坡複雜與激烈。這都令香港難以實現港媒所期盼的「新加坡式強政勵治」。公仔箱論壇5 F; k! M' F. m8 H% 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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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二個問題,若仔細看數據,「香港發展落後新加坡愈來愈多」的說法其實不太有說服力。例如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去年連續第三年排名高於新加坡;且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也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又,在去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在新加坡之上。似乎更值得令人擔憂的,不是政治內耗,而是近年愈來愈低的政治氣壓,正在損害香港賴以成功的企業家文化。: K& k0 e" [& U; z7 i4 ?8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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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速度大於一切」的管治觀,同樣值得質疑,特別是當香港與新加坡同時面對同一個大課題 ── 在社會問政意識快速提升的情況下,怎樣才能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早年已在著作指,社會問政治意識增強,是知識經濟的自然產物。因為教育普及與資訊流通,民眾訴求不再限於私利,對各種道德理念有更多重視與追求,這令政策議題變得複雜;為政者需要更多官民溝通、涉獵更多方面的知識(特別是人文知識),才能有效處理爭議。7 g5 y$ L* G- q7 {- c8 a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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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真要比較,以處理新形勢下政府-社會關係而言,新加坡政府明顯比特區政府更具適應力。前者在2012年推出「全國對話」,著力先與民眾商討確定國家未來發展的目標與願景,才進入各項政策細節;特區政府則本末倒置,沒有讓民眾參與制定發展願景,就急推與社會想法脫節的發展方案,更明言要與社會打輿論戰,結果激化各種矛盾。愛比較星港的港媒,卻不曾提過這一點。 " I& a: I. O. x7 F. z9 d, i公仔箱論壇. G R: Z C. H5 Y u: E+ ?
- y1 ]& d. z# V, a! i2 K5.39.217.77:8898(原文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 ) ! U+ c9 K$ V- c, C" b4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