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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時事討論] 林毅夫: 發展3.0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2-6-16 09:09 AM 標題: 林毅夫: 發展3.0

林毅夫: 發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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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工業革命以前，世界各國人均收入相當。但是從那以後，隨著一些西方工業化國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迅速統治世界，各國財富急速分化。近些年，即使是在爆發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全球經濟形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直到2000年,七大工業國約佔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國和一些大型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領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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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是在談論亞洲的崛起,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中隻有少數的東亞經濟體實現了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轉變。此外，從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隻有28個經濟體能夠以十個百分點或者更快的速度縮小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隻有12個非西方經濟體。與此同時,150多個國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狀態中。縮小與高收入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仍是世界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 E- r* Z, o  J# S

二戰後的後殖民時期，結構主義模式是主流的發展模式，目標是為了改變貧困國家的產業結構，使其與高收入國家的產業結構相似。通常，結構主義者會建議政府採取進口替代策略，通過公共部門的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稱此為“發展經濟學1.0”。採用這種方式的國家，獲得了初始投資導向型的成功，緊隨其後的是不斷的危機和蕭條。

從“發展思想”轉變成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即私有化，自由化，穩定化，這些將會給發展中國家帶去理想化的市場體系，這些體系在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來了。稱此為“發展經濟學2.0”。華盛頓共識改革的結果充其量也就隻引起了一點爭議，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描述為“迷失的年代”。tvb now,tvbnow,bttvb* e, ~' B$ I+ C1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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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發展中國家持續貧困,雙邊捐助者和全球發展社區越來越關注該地區的教育和衛生項目,既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原因又是為了帶來經濟增長。但是服務提供系統卻不盡人意，所以焦點轉移到促進該項目的績效，埃斯特·迪弗洛等麻省理工學院貧窮行動實驗室的研究人員率先對此進行了隨機對照試驗。5.39.217.77:8898+ {) a. J* B6 T) F. A2 \; a#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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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稱其為“發展經濟學2.5”. 在北非的舊體制下，人們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是卻沒能促進經濟發展，也沒能給受過教育的青年創造就業機會。從北非的經歷來看，這種發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懷疑。5.39.217.77:88986 o7 w5 {# U: x% X# f

實現了動態增長和工業化的東亞及其他經濟體,沒有採取進口替代策略。相反，他們追求出口導向型增長。同樣地，毛裡求斯、中國和越南沒有施行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謂的“休克療法”），他們遵循一種雙軌漸進的方法（但是各種管理指標卻一直表現很差）。, j: F& s% @3 Z"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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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衛生，緩解貧困和其他人類發展指標方面，兩組國家都取得了巨大進展。他們都沒有使用隨機控制實驗來設計他們的社會或經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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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需要一個“發展經濟學3.0”。我認為，從認識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到促使其改變，這種轉化如同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記住，亞當·斯密將其巨著稱為《對國民財富產生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同樣，發展經濟學應該建立在現代經濟增長的產生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變化的研究。5.39.217.77:88981 {+ X  V-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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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發展思想”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發達國家表現較好的方面（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在人道主義立場看來很重要但並未直接導致結構變化的方面（衛生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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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結構經濟學》一書中，我提出，以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他們的稟賦）為基礎，將焦點轉向他們好的方面（他們的相對優勢）。動態結構變化從那裡開始,成功將孕育成功。. \5 @* }. p; q7 R

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一個國家的最佳產業結構，即所有的產業都符合國家的相對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這種產業結構是由該國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需要激勵國內企業的投資選擇與該國的競爭優勢相一致。

如果整個國家的企業能這樣做，那麼該國的經濟將會具有競爭力，資本將會迅速積累，稟賦結構將會改變，有競爭優勢的領域將會轉化，經濟也會需要升級其產業結構到一個相對較高的資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產業升級和經濟多元化需要首位行動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資渠道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種變化,許多都超出了首位行動者的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足夠的鼓勵措施,來激勵首位行動者,而且應該發揮積極作用,提供必要的改進措施或協調私人公司在那些領域的投資。+ h' }4 @$ T  N" U' J$ a: l

很明顯，結構改變具有創新性。發展中國家，通過復制高收入國家的結構變化，可能會因此受益於自己的後發優勢。基於成功國家的經驗，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幾十年裡有可能繼續保持8%的年增長率(或更高)，在一代或兩代裡成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國家。關鍵是要有正確的政策框架，促進私營企業與國家的比較優勢相一致，在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受益於後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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