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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生活的重擊之後，有讀友質疑我為甚麼還積極辦《七十年代》雜誌，「出色地為中共統戰嘔心瀝血地作出卓越貢獻，我們這些當時的熱血青年亦繼續視李先生為啟蒙導師，如癡如醉地吞噬先生的文章。」. d! y& C f w2 K
) [0 o+ Y4 P: m為甚麼當時我不立即否定自己的過去，走自由更新之路？公仔箱論壇% W( }4 t1 Q( g' b"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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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在一次生活重擊之後，就頓然醒悟，覺昨日之非，思想認識即時大逆轉，如果一個人可以這樣輕易否定自己的過去，那麼他過去二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觀念、價值就太淺薄太缺乏根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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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8 W p* Q$ j/ t當然，除了思想認識之外，還有成長的基礎，自己仍在左派機構工作和妻女仍在大陸生活的考慮。跳出左派圈子，如何生活？現實的處境絕不是超離過去的人可以想像的。不過，最重要的還不是現實，而是遭重擊後我仍然沒有真正覺醒。 W- }8 a: J1 {0 B7 F% T v
3 D# L1 g9 C' o8 J我九歲那年，在日本佔領的上海淪陷區，因父親突然被陷入可能被日偽政權懷疑是重慶特務的恐懼，連夜出逃，小船在蘆葦叢中偷越日軍封鎖線，在敵後國民黨統治區見到流離失所的難民和路邊餓殍。戰後在上海和北平度過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貨幣暴漲、人民張惶的歲月，也隱約意識到社會上民主自由的躁動，看到進步青年的反政府示威。然後，1948年來香港後，新聞傳來許多中共建政後的新氣象。民族苦難和中國新生對我來說不是被教育而得知，不是耳聞，而是目睹。愛國不是想像，而是真實。艾青的詩：「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不僅是動人詩句，而且是我曾經的心聲。毛澤東說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對我來說，不是宣傳和口號，而是融會了少年時代對平等的幼稚的追求，並結合了生活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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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左派學校受教育，鞏固了我的認識和追求。離開學校進入左派出版機構工作，白天的資料收集和編選工作，和下班後直到深夜的手不釋卷，大量的文學感動和社會科學知識在我腦子裏壓縮成一小塊。+ u5 R- X' P4 ?( }& T Y5 s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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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認，中共建政後的前十年，在文化出版方面確實相當豐盛。一方面是民國時期大批傑出學者、作家、繙譯家留下許多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當代優秀作品尤其是繙譯作品在那十年陸續重印，另方面是大批民國時期留下的知識人仍然有一些他們發揮的空間。那幾年，我如飢似渴地閱讀，也開始向《文匯報》文藝週刊投稿，因常被採用而走進左派的文壇，成為左派青年寫作者中較矚目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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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 j2 @' s8 R* m" R' x% C, V1963年，在中共左派出版領導者的支持下，我與在《文匯報》工作的吳羊璧一起創辦《伴侶》半月刊。與此同時，我大量閱讀和消化一些哲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寫成通俗易懂的青年自學叢書，包括《社會科學初步》《哲學初步》《邏輯學初步》《心理學初步》《美學初步》等。我的左派思想認識，不是憑空而來，不是被灌輸而成，而是有自己形成的基礎。我的編輯和寫作，在左派的新聞界和出版界中小有名聲和地位，也不是靠政治關係而樹立，而是自己的付出造就的。5.39.217.77:8898: @. ~6 q# y4 x, ^, q2 l* P,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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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基礎，思想認識的基礎，不可能因一次生活的重擊而放棄。4 _' v. p6 A1 g: Q w0 I+ E; S5 F6 l
/ E2 J! q' `) P, m" N1 atvb now,tvbnow,bttvb李怡 |
發表於 2019-4-1 10: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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