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許寶強：與創作無關的版權法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6-1-19 01:34 AM 編輯 tvb now,tvbnow,bttvb8 S! Q" j' k# d!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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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爭論，愈來愈集中於拉布流會等事情，但有關版權與民眾的日常生活，以至與創作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借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講法，是「尚未進入深入透徹的討論」，甚至「辯論都沒有正式開始」（www.inmediahk.net/node/1039957）。

在香港目前仍保留大量功能團體議席的畸形政治制度下，立法會無法展開智性的討論，自然並不特別令人驚訝，尤其是當特區政權愈來愈任人唯「才」，並以鬥爭為綱。與其等待立會復會後繼續其從「沒有正式開始」的「辯論」，民間也許應另起爐灶，嘗試真正「深入透徹」地探討版權法的性質和作用。5.39.217.77:8898% v  g$ Q4 ?$ n5 s$ i% N' J

根據一種廣泛流通的觀點，版權法的提出，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令創造者的利益不受侵害，以鼓勵創作，從而帶動文藝科技的發展，以至經濟增長，最終惠及民眾的福祉。這種說法隱含了多個假設，包括了（一）版權或知識產權是為了保障創作者的利益；（二）創作者的利益是創作活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誘因；（三）文藝科技的創作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四）經濟增長一定能提升民眾的福祉。在香港，這些假設儘管都「尚未進入深入透徹的討論」，但已成為好像不證自明的「真理」，反映我們的社會，尤其是「精英」，其實並不十分熱愛掛在口邊的「理性」。

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將簡要地討論第一及第二個假設，其他的只能另文處理。

版權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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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一個提供通識教育資訊的網站，這樣寫道：「保護知識產權是為保護創意，保護作家、藝術家、設計師、軟件程式設計員發明者及其他專才的心血，以創造一個環境，讓上述人士可以盡情發揮創意，並讓辛勤工作得到回報。」（www.hkliberalstudies.com/modules/flipped/index.php?pa=viewads&lid=12）然而，回看知識產權的歷史，這樣的說法卻頗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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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版權法於 1469年的威尼斯出現，之後逐漸引入歐洲的其他地區，而中國則於1991年才訂定第一份版權法。最早出現的版權法，賦予印刷商專利，印售已存在的作品，包括各種經典，目的是為了保障印刷商而非創作人的利益。早期歐洲的印刷商和政權之所以推動版權法的訂定，與當時的歷史脈絡有關。15至16世紀正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年代，科技的發展令書籍能大規模印刷出售，加上貿易活動的擴張，為重利的商人提供無限機會，利之所至，自然希望獲得獨佔的專利；而對當時的政權來說，以專利形式管制誰可出版和什麼書籍能夠印刷，從而監控言論思想，也有利於維穩。當已有的書籍作品市場達到飽和的程度時，印刷商才引入新的作者，讓創作人也能夠在版權法的保護下分一杯羹。3 k: y: L. D7 G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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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版權法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保障創作者的利益，甚至到了當代，更在意版權專利的，也往往不是純粹的創作人，而是透過發行和售賣專利產品牟利的大企業，又或是由創作人轉化而成的企業家。一些研究更指出，版權專利往往壓抑而非鼓勵創意（參閱Bettig 1996）。所以，說「版權或知識產權是為了保障創作者的利益」，與歷史其實並不脗合。公仔箱論壇+ D4 k2 f4 \% G3 r

創作的誘因和能力

人類之所以從事創作，往往建基於日常生活的感受和需要，源自興趣或為了承擔責任、解決問題，物質獎勵只是眾多誘因的其中之一，因此集中於金錢回報的版權法並非是創作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在未有版權法之前，人類透過口述文化的流傳，創造了大量優秀的文化產品，唐詩宋詞、古希臘哲學戲劇、各地的古典音樂，傳誦至今，這說明了「創作者的利益是創作活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誘因」的假設，並不可靠。

另一方面，有了版權法之後，也不見得在此制度框架下生產的文化藝術，比之前的出色。正如上文指出，版權法保護的更多是商人和企業的利潤，絕大部分的創作者獲得的物質回報十分有限。因此版權法訂定後，也看不到本地的創作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相反，對於本地樂壇、文學、藝術創作環境的批評時有所聞，矛頭所指，往往是政權與商業的管制和壟斷，例如缺乏競爭的電台和電視，以至對攜帶大型樂器的音樂人不友善的港鐵，諸如此類。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版權法並不可能點石成金，促進本地社會的創意，因此也不是創作的充分條件。

特區政府和本地的「版權大聯盟」，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既非創作的必需或充分條件的版權法修訂，究竟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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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專利以外的創作條件" M, m8 v# G6 h' M; p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鼓勵創作，與其浪費時間於與創作沒有必然關係的版權法修訂，不如直接孕育或打造有利於創作的社會文化環境，尤其是保障民眾的不順服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包括設立有尊嚴的基本生活保障，又或是保衛政治、信仰、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讓文化藝術工作者可以不用擔心物質生活或人身安全下從事創作，以至於在教育方面鼓勵創作、表達或欣賞文化產品的興趣和能力，建立一個廣泛的創意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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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促進創作方面，比版權法修訂遠為迫切和相關的全民退保、真普選、取消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反壟斷等政策，更應該盡速訂定，在立法會中討論通過，以保障民眾在經濟、政治和自由學習等領域的不順服的權利，不致出現因為工作機會、政治審查、考試成績等顧慮而限制創作的自由，這樣做應該更能孕育創意。

提出不要浪費時間於與創作沒有必然關係的版權法修訂，並不代表不處理保障創作者權利的問題。不過，現有建基於專利排他的版權法，並不是唯一處理創作者權利的方式，對促進創意來說，更不是最好的安排。以尊重創作者的意願和價值為基礎的Creative Commons和Copyleft等較少排他性的版權安排，恐怕更容易鼓勵資訊和創意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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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真的在意創意的發展，便應盡快建立全民退保、推動真普選、取消TSA、制訂反壟斷法，以保障民眾創作的不順服的權利，而不要——借用林煥光的說法——把應該做的事無限期拖延，以致損害公眾利益，否則最終會被市民唾棄（〈林煥光促議員盡快通過版權法tvb now,tvbnow,bttvb0 k$ I  A  d3 O# M
否則遭唾棄〉，1月10日《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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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5.39.217.77:8898( a0 m9 [) ^. 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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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ig, Ronald V.（1996）：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pp.9-32
．May, Christopher（2007）："The Hypocrisy of Forgetfulnes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Early Innovation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4：1,p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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