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一篇對新疆問題分析極其透徹的文章遭緊急刪除

自新疆進入5月以來發生兩次大爆炸后，關於新疆問題的探討不絕於耳。日前，大陸網絡風傳一篇王力雄寫於2001年的文章《新疆追記》，網友發現此文中很多的預言都已經成真，可怕極了。此文已遭和諧。以下是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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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曾經針對新疆問題發過一個著名的“七號文件”，其中有這樣一個關鍵的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句話在句式上模仿當年毛澤東所說“新疆的主要危險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只是把矛頭從外部的國際關係轉向了內部的民族關係，成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5 i) ]& o' F5 s' 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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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新疆的思路變化，有其複雜的演變，不能一言論定。然而明顯的一點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就等於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且使他們之間互相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首先漢族肯定不會要分裂，其次漢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問題定為新疆的主要危險，就會導向一個必然的結果——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對象，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地被推倒敵對一方。在我看來，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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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半個世紀的歷史，即使毛澤東時代曾對新疆當地民族進行過殘酷鎮壓，但由於那時在意識形態上成功地以“階級”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關係也沒有惡化到今天的情況。雖然不能證明當年廣為流傳的維族農民庫爾班大叔騎毛驢去北京感謝毛澤東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確親耳聽過老輩維吾爾人講述當年的民族關係和他們對漢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烏魯木齊，公共汽車上的漢人見到少數民族會主動讓座，少數民族去北京時更是到處倍受歡迎。他們那時把漢人當成老大哥，認為漢人到新疆真是來幫助當地民族發展。然而這十多年的時間，民族關係的惡化速度驚人，程度也特別嚴重。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漢族和當地民族隔閡越來越深，彼此越來越對抗。甚至在同一個機關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團伙，互相之間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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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民族關係惡化主要是由漢人引起的。漢人總是以統治者的眼光看待當地民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1997年新疆出過爆炸事件后，公共場所要求檢查來者隨身帶的包，對漢人只是馬馬虎虎地看一眼，純屬走形式，對當地民族的人卻檢查得非常仔細。這種明顯的民族歧視很快蔓延到整個中國，無論在哪個城市，看見新疆少數民族模樣的人，警察動輒就要攔住盤問，出租車司機不給停車，店家也特殊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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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烏茲別克族的教授講他去上海的經歷，那天深夜才下火車，正趕上大雨滂沱，雷電交加，他跑進車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經全身濕透。店主是個裡弄老太太，只因為看他長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絕他住，說是按照市政府規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當時實在按奈不住，大發雷霆，說你們上海當年來新疆幾十萬人，我們收下了，給你們吃和住，什麼都不要，今天我到你們上海住一夜，我是給錢的，你們都不讓，你們上海還有沒有一點良心？他發誓從此再不去上海！公仔箱論壇7 L" {& V" C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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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城市對新疆人的歧視傷了很多新疆人的心，僅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漢人對立面。既然你們像防賊一樣防我們，我們為什麼還要在一個國家？罪犯哪裡都有，怎麼能因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當成罪犯。漢人犯罪的更多，為什麼不對漢人採取那些對新疆人採取的措施？西方社會有種族歧視，但要隱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樣赤裸裸地實行種族隔離，然而都可以讓那麼多去過西方的中國人變成民族主義者，新疆當地民族的人為此憎恨漢人一點也不難理解。5.39.217.77:8898+ N) x" l( P* a" P4 V6 b4 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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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新疆民族的知識分子普遍不怎麼去清真寺，自從把“非法宗教活動”定為新疆的主要危險並且進行打壓后，反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蘭的齋月發布文件，禁止學校老師和學生封齋，然而封齋的人一定會比不發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漢”（即少數民族學生去漢語教課的學校上學，並用漢語參加考試和升學）的家庭，現在又讓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學校，同時開始為自己漢語比本民族語言好而感到羞愧（過去會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詞總是能最充分地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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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漢人和當地民族的不認同，一個典型例子是在時間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兩個時區，新疆人民代表大會曾為此通過法令，在新疆實行烏魯木齊時間。然而去看當地人的表就會發現，新疆漢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時間，而當地民族的表則一定都是烏魯木齊時間。所以在新疆約時間，一定要視對方的民族身份來認定約的是什麼時間。當地民族與漢人約時間，雙方也必須先說清到底是北京時間還是烏魯木齊時間。這種區別反映出雙方的取向，漢人更願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當地法令放在眼裡，當地民族則堅持強調自己與北京的不同。

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來的農工，對鎮壓當地民族的任務都興緻高昂，摩拳擦掌地請戰。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若是發生在新疆，往往就會被那些企圖從一切事物中發現“不穩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處理的層次，導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後會使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間原本沒有那麼大隔閡，就是因為不停地念叨分裂，結果就會真地開始發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盛世才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出租車司機看見我手拿一本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世才的敬佩，告訴我“那時的政策才好”。新疆當地民族對屠殺過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漢人卻對王震崇拜有加。這種彼此完全相反的認識眼下似乎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歷史觀點上的對立從來就是衝突與分裂最深處的根源。它表現的是民族之間人心的分離，比別的分離都更為本質。5.39.217.77:8898& F1 z/ }/ c' `6 }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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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勢穩定。兩個“封疆大吏”——新疆的王樂泉和西藏的陳奎元（剛剛調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轍，遙相呼應，受到北京嘉許。然而其徵結所在是日益失去當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穩定只能是維持一時的穩定，是以失去長遠穩定為代價的飲鴆止渴。所謂“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穩定正在為未來的衝突埋設炸藥。尤其對新疆，未來的衝突可能會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當地民族與漢族的對立比西藏更為激烈，繼續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關係向敵對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會徹底喪失掉重新轉為良性互動的可能，只能惡性互動不斷激化矛盾，把雙方越推越遠，變成不可挽回。那樣一種危險的前景，目前已經在邊緣，而一旦進入那種不可逆的進程，新疆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那是他的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可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敵人還在佔領家園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是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而戰鬥。tvb now,tvbnow,bttvb& |2 f* N" [) S, o;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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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時他們都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談到新疆問題，從他們嘴裡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的“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著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光而不動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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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北京解決民族問題的思路，除了強硬鎮壓，另一手就是發展經濟。按照他們的想法，只要發展了經濟，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會沒有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民族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這兩年轟轟烈烈掀起的“西部大開發”，相當程度就是出於這種思路。1994年以來，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問題上採取強硬路線，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給新疆的財政撥款（1994年29.5億元，1995年52.3億元，1997年68.4億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從絕對數上看，北京給新疆的撥款比給西藏的撥款（1997年為34億元）多一倍，是全國各省市區得到中央撥款最多的。

無論從其公布的數字，還是在新疆的實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民族問題卻沒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樣變小，當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漸行漸遠。以經濟發展來穩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高壓還在繼續不斷地加強，民族問題怎麼可能指望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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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即使僅從經濟角度談，只要政治問題不解決，資金的投入和經濟開發的規模無論達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夠取得效果，甚至效果會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標榜給了新疆多少錢，可是當地民族馬上會反問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價值是多少？被列為“西部大開發”的第一號工程是“西氣東輸”——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氣采出后輸送到中國內地。新疆人對此質疑究竟是開發西部還是掠奪西部，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只要人心保持對立，民族之間互不信任，經濟上所做的一切——不管從北京的角度認為那是出於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會被插上殖民主義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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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北京高層的出發點會是真心希望通過“西部大開發”縮小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使少數民族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比漢族更多的好處，從而減少少數民族的離心力。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結果一定是反過來的，漢族無疑將拿走最多的好處，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差距更加擴大，少數民族的不滿因此只能進一步加強。北京拿出大筆的錢，最終得到的結果可能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甚至比原來更糟。

之所以我敢這樣斷言，一是新疆有660萬漢人，佔新疆總人口的近4成。新疆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知識資源的大頭都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有足夠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舉一個最簡單的方面為例，新疆的經濟和中國內地結為共同體，完全依賴中國內地，那麼僅一個漢語的使用，就使當地民族處於極大的劣勢。不要說那些與中國內地做生意的項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漢話說得不好或不認識漢文都會在很多場合成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凡是在高層次的工作環境，會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員是漢族，而底層的工作環境，如煤礦、磚窯、水泥廠的車間等，主要人員都是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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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一位搞語言學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個科研課題是設計少數民族漢語考試的分級。那是要讓漢語考級如同英語考級一樣規範化，還要頒發級別證書。他向我徵求意見時，我說他的設計如果推行，將來少數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漢語級別證書，門檻就會更高。他認為那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我請他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漢人在中國找工作都得取決於日語水平考級，我們會是什麼感覺？少數民族在這方面是一樣的心理，可不是僅僅用經濟二字就能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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