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堆填區獨白：余英時科學反共（楊懷康） - 楊懷康

「小時候」路過耶魯，在圖書館碰到隨余英時教授寫博士論文的朋友。不經預約、沒有通傳，她即領我到余教授的辦公室。一坐下來，談了一個下午。夜幕低垂，教授着我明天再來談談。如是者又談了個下午。新近拿起《余英時回憶錄》細讀，三分一個世紀前在他辦公室問教的情景，歷歷在目。& A7 z1 _+ h6 k% ?" J- j! @0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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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林山木先生在《信報月刊》登了那近1.4萬字的問教筆錄。閱畢《回憶錄》重看舊時筆記，發覺余先生的反共思路貫徹如一。他並非頭腦僵化，只是從自身經驗出發，用事實求證，確定共產主義既有悖人性亦不合國情，非反不可——自1978年囿於人情以美國學人的身份訪華後余先生再沒有踏足大陸。無以名之，姑且稱他此堅定取態為科學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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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在抗戰前七年出生。生於憂患，而自出娘胎即失去母愛——母親分娩時失救離世，自此父親帶着他從天津輾轉到了南京和開封，抗戰軍興又送了他返安徽。在鄉下九年，他目睹土匪掛着革命軍的招牌打家劫舍、殺人越貨。與族人的接觸又讓他體驗到地主與佃農之間即使有衝突，亦非共產教條宣傳的「階級鬥爭」。

抗戰勝利，他與在瀋陽辦學的父親團聚。然而進駐東北的蘇軍姦淫擄掠，令人髮指。此再次讓余先生見識共產黨講一套、做一套之慣技。儘管如此，到1949年入讀燕京大學時，在「群眾的壓力」下他還是加入了共青團的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毛澤東已登上天安門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年19歲，正是血氣方剛、充滿理想，不期然「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患上了「左傾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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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是歷史學家。按他分析，講大話面不改容的共產黨得天下，近因是「八年抗戰和戰後蘇聯佔領東北」，授中共以坐大之機。遠因則是滿清積弱、列強入侵，激發起知識人的救亡情緒。被愛國激情衝昏腦袋，他們對共產主義「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這個舶來主義何以如斯啱聽？

因為傳統的儒家思想便有共產的傾向。譬如孔子宣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非但深入民心，更發展為均田、均稅、均役等制度。加以儒家將「公」和「私」「尖銳對比」，以致受西方思想薰陶的孫中山亦以「天下為公」為革滿清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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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共產黨得以奪權，先有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的知識人佔據輿論平台、形成風氣，繼而得到外力——日本及蘇聯——之助，可以說是裏應外合的結果。然而共產違反人性（余先生贊同李贄「夫私者，人之心也」之說），追求此理想則務必要制裁人性、暴力摧毀以人性私心為基礎的私有產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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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發覺違反人性的後果是舉國一窮二白，不得不面對現實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到那個時候規範行為的制度——和道德仁義之心——已蕩然無存，以致依賴政治權勢的畸胎（趙紫陽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應運而生，催發化公為私的掠奪貪腐；為富不仁，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胡耀邦因而響起了「亡黨滅國」的警號。

共產黨將如流沙般崩潰
即使晉身第二大經濟體亦幫不到中共化解「亡黨滅國」的危機，反之為了平息貧富極度懸殊激發的怨憤以鞏固權位，習近平打着反貪腐的幌子，加強箝制言論、全面中央集權，儼然毛澤東復辟。共產黨能還魂否？三分一個世紀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說：

「在我看來，共產黨是個洩了氣的皮球。皮球洩了氣，要把它灌起來是不容易的。共產黨的危機已經公開化了；共產黨的危機是內在而不是在外的。關起門來人民也不聽你的話，內面亂七八糟，成一個怎樣的局面呢？從前尚且能勉強維持一點面子，用謊言來欺騙世界，用謊言來控制自己的人民，現在已經做不到了，人民根本就不怕共產黨。共產黨不是可怕的，共產黨是可悲的。」5.39.217.77:8898; c2 _3 L# L2 `# i& C( y0 z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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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余先生是樂觀的。他的樂觀植根於如泥潭流沙般韌力無窮的中國文化。這個文化將讓共產黨慢慢的陷下去，如流沙般崩潰。tvb now,tvbnow,bttvb, w9 l/ R( h7 w

楊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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