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趙永佳：青年問題是一本難懂的書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6-3-21 06:15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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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香港歷史中，青年人曾數次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共通點是，每次都是以「社會問題」的形態出現，成為社會「道德恐慌」（moral panic）的焦點。* c! J$ E& ?$ Y

從「飛仔」到「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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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要算是1960年代。上年紀的朋友都應記得所謂的「飛仔」。在當時的粵語片中，麥基就是這種「飛仔」的代言人。他們多數讀書不成，聯群結黨，「蝦蝦霸霸」，很多也成為黑社會的基層骨幹。在其他流行文化，如《龍虎門》等作品，「飛仔」也是歹角的形象代表。; T6 z6 V9 q- J( ~- q
當時社會變遷迅速，經濟起飛，但教育制度滯後，大部分青年都未能接受中學教育。在1960年代後期，「飛仔」就代替了「六七暴動」期間的「左仔」成為了道德恐慌的焦點。在新發展地區和公共屋邨，「阿飛」群毆或械劫，成為當時新聞的熱點。

到了1970年代，本地教育制度迅速發展，「學生」取代了「阿飛」，再一次令青年人成為輿論的中心。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收復釣魚台」，都是以學生為骨幹的社會運動，成為當時衝擊殖民管治的先鋒。當然，當時的主流輿論，還是把學運成員描寫成衝動、不務正業的狂熱分子。今天的知名人士如梁國雄、岑建勳等都受過這種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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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流轉，1970年代的學運成員，後來年歲漸長，都成為社會的中堅，「青年」不再是社會政治運動的象徵。到了後過渡期，中年人，甚至是上了年紀的愛國建制派，也出現在歷史舞台，與泛民分庭抗禮。後來的大型社會運動，如「六四」和支聯會也不再是由青年人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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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踏入21世紀，年輕人又再一次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進步力量的希望、建制道德恐慌的對象。2003年「反23條」運動中，自發的中學生站在遊行的前列。 2009年「反高鐵」，更將「80後」青年人變成了反建制力量的象徵，「世代」也成為社會分析的基本起點。其後的「反國教」運動，就使中學生也成為了社運先鋒，將黃之鋒、張秀賢等變成知名人士。tvb now,tvbnow,bttvb4 i8 R) Z( f  B6 F/ ^/ X

最後，到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十來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衝擊了「佔中三子」的「大台」，「雙學」（學民思潮和學聯）取代了前者成為了運動的核心。「勇武派」的青年「村民」，也不斷在媒體的抗爭影像中出現。在後雨傘時期，本土派冒起，「光復」、「鳩嗚」、以武制暴，以一波比一波激烈的抗爭行動，爭相奪取輿論的鎂光燈。同時，道德恐慌也以不同形式出現，例如由佔中期間開始，參與抗爭運動的青年，也往往會被標籤為「廢青」。

青年所以成為「問題」2 l# Z+ W" h0 h: ?-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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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所有「不再年輕」的人都在問：為什麼年輕人對現有的政治制度與施政，有這麼大的反抗情緒？又是不是反映了他們背後的社會經濟訴求得不到回應而產生怨氣？向上流動、就業、升學、置業，是不是他們「激進化」的誘因？他們的行動，又是否對「一國」的反抗？為什麼他們不可以像建制中大部分年紀較長人士一樣，為中國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為香港能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而努力，反而質疑中央為香港所作的民主進程的構想？公仔箱論壇7 K+ h8 h( U# x* ]! r

趙永佳那一代，在龍獅旗、「事頭婆」的光照下長大，本來就是「天然獨」，從來沒有人叫我們關心國事，但隨着我們年歲漸長，卻都會對中國有感。這—代年輕人，在洋紫荊、五星旗的澤被下成長，中國經濟發展也是欣欣向榮，天天向上。我們自然很難明白，為何年輕人會在千禧年代的後半，發展出愈見激烈的本土主義？

說「青年問題是一本難懂的書」，是因為不同的論述、因素、背景、近因互相糾纏，錯綜複雜。香港對所謂「青年問題」的公眾論述很多，尤其是每一次由年輕人帶頭衝擊建制之後，都會有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解釋」。好像從「反高鐵」運動以來流行的「上位論」，其實破綻百出，但卻一直在建制中間流轉。改善年輕人的社會經濟境况，彷彿也頓時成為根治青年問題的一服靈丹妙藥。3 r; }& K6 W" k! }& X1 x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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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提醒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校長，前一陣子在《明報》撰文（〈香港可以如何走下去？〉，3月2日），同樣逼問政府「是否有勇氣探討為何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出現如此反政府、反建制的情緒及行動？」個人不能同意以暴力手段提出訴求，但和李校長一樣，我們渴望了解年輕人，也懇求社會大衆，尤其是建制、高牆的一方，在嚴懲「暴徒」之餘，想想辦法來解讀青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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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讀懂青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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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在輿論中不停流轉的論述很多，但真正直面青年問題，而又不是結論先行的卻甚少，《躁動青春》可算是例外。如面對近年異軍突起的「本土」論述，本書在分析長期數據後，發現自覺是「香港人」的年輕人的比例，回歸之後屢有起伏，但近幾年升勢銳不可當，到了2014年，已達四分之三！這應該是香港歷史中，前所未見的局面。這又是不是可以用個別「野心家」的煽動，或某些老師、學校，以至教育官員執行國民教育不力來解釋？tvb now,tvbnow,bttvb+ H$ ]" c: A4 B: _1 \

另一方面，邵家臻的《時代廢青》則另闢蹊徑，把焦點由青年抗爭，轉移到似乎是其對立面的「廢青」問題。所謂「廢青」，說到底其實也是「上位論」的一體兩面。很多時候成年人都會指，青年不能上位，是因為他們缺乏上進心，不能吃苦，又不願意擁抱「中國機遇」。

在書中，邵家臻嘗試解構一個又一個的「廢青」現象，如夜青、濫藥、援交、網絡成癮。他從事社會工作，但反思青年社會工作，如青年就業培訓計劃與現在流行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邵家臻認為「大人們」應反思自身，接受青年的挑戰；我們未必會完全同意他的結論，但他對時下流行青少年問題論述的批判，卻是社會不能無視的。

在「本土」與「抗爭」以外，其實年輕人還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太懂，卻必須要懂的。要了解年輕人，我們必須要明白青年也並非是「問題」，不是研究的他者、「對象」。對青年問題的反思，是承認他們是時代的主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但世代隔膜和青年面貌的多樣，往往令社會人士未能充分理解他們的心境和現實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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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明白年輕人心中的鬱卒和憤怒，才有與他們對話、和解的可能。這兩本著作嘗試做到的是，擺脫社會的「道德恐慌」，跳離「青年＝激進社運」的標籤，把本港青年的處境，更立體、更全面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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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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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臻（2015），《時代廢青》，圓桌文化
．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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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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