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1-4-29 07:41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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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畸型制度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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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把教科書商當作地產商來出氣,港府的教育政策則把教師變成上課和改卷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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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X7 `" n0 O' K4 ^1 b, o. Ltvb now,tvbnow,bttvb最近沸沸揚揚的有關教科書的討論,被設置成一個關於消費者權益和商人謀取暴利的經濟議題。政府特別是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的如意算盤,是在高姿態施壓要書商將教科書和教材分拆發售的過程中進佔道德高地,以博取家長的好感和市民的掌聲,從而為自己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回歸以來,政府的教育改革措施——不管是母語教學、微調中學教學語言,還是殺校或者評核老師的基準試——無一不受批評,也無一不帶爭議性。然而爭取教科書減價卻是極度政治正確之「想市民所想」,政府難得在教育議題上終於能夠站於不敗之地,自然義無反顧地一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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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局與教科書出版社討價還價的角力過程中,慣於扮演「攻擊犬」(attack dog)角色的傳媒和網民把書商妖魔化成要「賺到盡」的奸商。這或多或少是基於一種心理補償的作用:地產商以合法行騙的方式「賺到盡」,普通市民卻無法動他們分毫,於是只有把弱勢得多的書商當作稻草人、出氣袋和代罪羔羊,好讓他們的憤怒、不滿和無力感得到宣洩和疏導。: }: S t$ I! w* P
& m; E0 ]$ q/ I8 n$ ~5.39.217.77:8898香港的教育制度千瘡百孔,從教師到家長到學生,以至於僱主和社會的各個持分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身受其害,各界對它早該進行認真的討論和仔細的審視。可是這次圍繞教科書的聲音與憤怒卻只是一尾味道很濃烈的熏青魚(red herring),將事關重大的香港教育問題的討論引向歧途。/ G8 ?4 L0 @6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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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書商是否要「賺到盡」根本就不是一個有討論價值的問題,即英文所謂的non-issue。經濟學理論之中,本來就有所謂利益最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的假設,指公司在釐定價格和產量時試圖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潤。換句話說,「賺到盡」作為目的不是問題,問題往往在於採取的手段。再說,教科書出版業本身是一個由多元利益(pluralistic interests)組成的陣營,出版社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合作性的(cooperative),但更多的時候是競爭性的 (competitive),他們一起參與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或稱「輸贏遊戲」win-lose game)。指責他們謀取暴利,跟他們投訴經營環境惡劣一樣,並無多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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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為家長出頭爭取教科書減價,但家長最關心的,其實是他們子女的學業和前途。在目前的制度下,家長要一力承擔包含在教科書售價之中的教材費用,變相出錢買教材贈予老師,這當然有違用者自付的公平原則。可是,倘若能夠證明這些教材對學生確實大有裨益,大多數的家長想必不會投訴。的確,一個又一個的調查告訴我們,家長非常願意花錢在孩子的身上,而買教科書的費用僅佔他們此等開支的一小部分。所以真正關鍵的問題是,這些香港的老師和學生幾乎每天都在使用的教科書和教材有用嗎?它們達到什麼編輯、寫作和學術的水平?這次的爭論絕少涉及課本的內容與素質,可見香港這個社會的民智(collective intelligence)未開,很多人只有量的概念而不懂作質的判斷。在這方面,一手制定議程和設置討論框架的教育局和陳維安當然難辭其咎。7 B, a* X! `: \& Q! ~7 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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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教科書的風波,也突顯了香港教師在一個畸形制度下必須扮演的畸形角色。他們需要書商願意提供的一切幫助,以應付一個不斷在劇變之中,並經常自相矛盾的教育制度對他們的無理要求。書商千方百計要取悅他們,但他們基本上是無法取悅的(impossible to please),因為他們根本處身於一個無法忍受又難以脫身的境況(impossibl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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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意義和有實效的教育改革,必須視教師為合作伙伴。香港教育政策的一大失誤是以改革為藉口,剝奪老師在學校和體制內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積極性和自發性。教師變成了上課和改卷機器,每天應付繁重的工作而疲於奔命,又如何能作育英才?美國最大的教師工會教師聯合總會(The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給所有會員的格言是「孩子脆弱,小心對待」(Children are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其實教師又何嘗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