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新疆「7•5」週年談民族問題蒙克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0-7-5 11:26 PM 編輯

新疆「7·5」週年談民族問題  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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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抗議和民族騷亂，造成大約兩百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受傷。事發後，烏魯木齊市官員說，「7·5」事件是1949年以來在新疆歷次事件中最嚴重的一次打砸搶燒嚴重犯罪。長期研究和關注新疆民族問題的中國作家王力雄認為，「7·5」事件是多年持續的對新疆移民政策下民間矛盾和民族對立積累後爆發的結果。5.39.217.77:8898# `+ `0 F0 @4 A3 `" O, ~1 c

「7·5」事件過去一年後，華盛頓的維吾爾族人人權組織和國際特赦都要求中國政府允許就「7·5」新疆騷亂展開獨立調查。美國政府也要求北京當局「透明」處理新疆公仔箱論壇, y# L( {) J( a& P6 X+ p
「7·5」騷亂案。他們還呼籲中國釋放未經審判被拘留的維吾爾族人。維吾爾人人權組織要求中國停止用鎮壓手段解決新疆民族問題。他們認為政府主導的對事件的敘述把維吾爾人描繪成暴力罪犯和恐怖分子，對維吾爾人進行了妖魔化，煽動了民族間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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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許多漢族輿論認為，「7·5」事件的教訓是：中國要強硬鎮壓少數民族抗議和騷亂，同時進一步加大力度實施民族同化，讓維吾爾人世俗化，淡化少數民族的民族屬性和認同。許多網絡輿論認為中國對維吾爾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過於放任，說他們得到了所謂「超國民待遇」，所以要停止「優待」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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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存在？
希望加快對少數民族同化的不乏體制內的學者和專家。北京大學的社會學者馬戎將中國少數民族問題歸咎於中
共建國後的民族政策。他認為中共參考蘇聯模式制定的民族自治政策、理論和實踐客觀上強化了少數民族的認同和民族性，淡化了同中國疆界重合的「中華民族」的概念。不過按照正統的中共唯物主義民族理論，中國的民族問題和少數民族，是客觀存在，並非共產黨無中生有的結果。如果中共政權不批判以往漢族政權壓迫少數民族的政策和大漢族主義，爭取少數民族精英，諸如在新疆和內蒙古的激進派民族精英，在西藏則是傳統的民族上層，他們就不會同中共達成妥協。沒有這些妥協，也不會有後來成立民族自治區以及西藏「和平解放」的各種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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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在許多少數民族人士看來，他們是作為整體加入1949年建立的新國家，代表他們的民族精英是他們在新制度當中的代表。但是大部分民族精英在隨後中共的政治運動中被清洗和取代。但藏人學者茨仁·夏迦說，新一代的民族官員在維護本民族所在地區的利益的時候，比當地漢族官員的顧慮更多。後來由中共選拔的民族官員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喪失了代表本民族的合法性。公仔箱論壇: J1 F8 L  W: s* X

經濟決定論- P  N1 }4 x, p' ]
中國10年前開始「開發大西北」，加大對西北地區，包括新疆等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投資，縮小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同時也縮小少數民族地區同中國內地的差距，促進諸如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的穩定和控制。不過王立雄認為，當局寄希望於經濟發展從根子上解決民族矛盾不會奏效。王力雄說，新疆當地民族在經濟發展中被不斷邊緣化，因為沒有有效民族自治的保護，僅語言差異，使用當地語言的民族就會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受到漢語人口的排斥。他認為，由於現有體制的局限，新疆的經濟發展受益最多的仍然是當權者和以漢人為主的後遷移到新疆的人口獲得，所以經濟決定的思路反而會更大地加深民族矛盾。, G% S* m7 [9 v$ K2 e0 T0 N4 H) p) F# U

批評這一政策的人士還說，對西北地區投資的主要的受惠者是修路開礦的國企。大批居民被從原住地遷離，牧民被遷入定居點，失去了謀生手段。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自上而下的投資主要對開發當地自然資源感興趣。少數民族地區成為為東部發達地區提供廉價原材料和能源的基地，而中國大型國企和中共控制機構是最大的受益者。

民主解決民族？8 B8 u5 ~+ \# C$ z5 M3 q% B/ M
中國在1949年以後實現的民族自治制度在實踐中已經名存實亡。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促生要求改革現有政治安排的各種要求，包括改革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的要求。許多人希望中國打破地區和民族界限，以建立在個人權利基礎上的經濟關係取代民族關係，實現中國從多民族國家向單一民族國家的轉變。許多中國知識精英，包括已故的導彈專家錢學森，呼籲過要結束對少數民族的所謂優惠政策。有人甚至要求取消自治區，實行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模式，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民族問題。

王力雄也認為，只要個人權利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保證，中國可以不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過王力雄認為，像馬戎這樣的中國學者在談論美國民族融和模式的時候片面地理解了美國模式。他認為美國雖然不強調民族性，但因為有人權和民主制度的保障，民族權利也自然會得到保證。因為在美國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群體，通過聚居，宗教活動和政治團體提出訴求的各種方式同樣能夠達到維護民族和文化多樣性的目的。

有人認為，中國一旦發生體制性變化，建立了民主制度，民族問題也會迎刃而解。不過有批評者說這仍然是停留理論階段的推導，仍需要更廣泛的經驗證明。中國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以及移民需求似乎不會因為中國政治制度改變而改變。英國西敏寺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阿南德認為，「一個後共產黨的、民主的中國不見得會對少數民族及其利益更加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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