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 中國能否取代美國？中法民眾最有信心日本堅決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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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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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最新一份民調顯示，中國在世界上的受歡迎程度與日俱增。8 ^" X4 B9 J  T. Z& a* e0 E9 o) d! r' v

   根據這份民調，中國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已經和美國不相上下。大部分的受調查者認為中國正在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一份涉及世界上40個國家的調查顯示，其中27個國家的受調查者傾向於認為中國將會/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領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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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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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問及對於未來的看法時，世界上的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終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領袖超級大國。總體來看，受調查的40個國家中27個國家的大部分人們持有這種看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沒有一個國家有超過26%的人認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普遍的共識是，中國在未來終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領袖。( c. Y. I: s0 Q( W; ?

   在美國，認為中國將會/已經超過美國的人和認為中國永遠不會超過的美國的人數基本持平（46%對48%）。52%的加拿大人認為中國將會/已經取代美國，而40%的人則持相反的觀點。6 L: \! K; c3 n/ E

   歐盟國家的民調一致認為中國將會成為世界領袖，（比例最高的國家）法國有66%的人認同這個觀點，（比例最低的國家）波蘭也有46%的人認同這個觀點。在所有被調查地區中，歐洲人最為確信美國人當世界老大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中東國家也認為中國將會超過美國，認同這個觀點的人在以色列佔56%。tvb now,tvbnow,bttvb* Z. I  Y+ ~* d: h2 M+ u( d# K

   亞太地區對於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的觀點則較為分裂。總體上來説，有41%的人認為中國將會/已經取代美國，而38%的人認為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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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達67%的中國人，66%的澳大利亞人，59%的南韓人和53%的巴基斯坦人認為中國終將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多元化的馬來西亞人也同意這個觀點，而印度人在這個問題上則産生了分歧。

   同時，超過四分之三的日本人（77%），67%的越南人和65%的菲律賓人認為中國永遠不會超過美國。這在個比例在所有受訪地區中也是最高的。

   拉丁美洲的受調查者普遍認為美國會失去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認同這個觀點。56%的阿根廷人，53%的智利人和50%的秘魯人認為中國將會超過美國，而56%的巴西人則反對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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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個受調查的非洲國家中，6個國家的人們認為美國將會被中國取代，其中包括布吉納法索、塞內加爾、坦尚尼亞和肯亞。9 ]2 k0 c- x. l6 N; q( p: g9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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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7個受調查的國家中，年輕人更傾向於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領袖超級大國。例如，65%的18至29歲的加拿大人認為中國將會/已經取代美國，而只有46%的超過50歲的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同樣的現象存在於美國和世界各國。

中國在全球公眾中的受歡迎程度普遍較高

   在受調查的39個國家中（排除了中國），約55%的民眾認為中國是受歡迎的。在39個國家中，有27個國家的大多數民眾對中國持有好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對中國的好感度最高，而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則呈現分裂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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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好感度最高的國家是巴基斯塔、迦納、俄羅斯和馬來西亞。中國和以上國家有深度的經貿往來，和俄羅斯的關係也日益親密。這似乎可以解釋從2014年到2015年俄羅斯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上升了15%個百分點。在馬來西亞，88%的華裔對中國有好感，而74%的馬來人也認同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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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洲的其他地方，對中國的看法分歧很大。半數以上的印度尼西亞人（63%），南韓人（61%），澳大利亞人（57%）和菲律賓人（54%）對中國持有好感。41%的印度人持有相同觀點（32%不喜歡中國，28%沒意見）。而高達74%的越南人，89%的日本人對於中國抱有惡感。tvb now,tvbnow,bttvb$ ]; H/ R6 L6 s& }: `1 p/ |

   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主要受訪人群對中國持有積極的態度。約7成的迦納人、衣索比亞人、布吉納法索人、坦尚尼亞人、尼日利亞人、塞內加爾人和肯亞人對北京持有好感。而在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也有近6成的民眾對中國評價積極。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7 E' V7 l, D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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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國家對於中國的觀點則存在分歧。過半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喜歡中國，但是64%的約旦人和59%的土耳其人則持相反的觀點。以色列的阿拉伯人（85%）非常喜歡中國，而以色列的猶太人（49%）則不那麼明顯。這樣的區別以宗教來劃分最為明顯，81%的什葉派穆斯林喜歡中國，47%的基督教徒喜歡中國，而這個比例在遜尼派穆斯林群體裏只有29%。

   歐洲和北美對於中國這個亞洲巨人的態度和世界其他地區比起來則相對比較消極。在歐洲，德國和義大利民眾中不喜歡中國的比例最高（分別為60%和57%）。西班牙也有一半的人不喜歡中國。在法國和波蘭，持喜歡和不喜歡態度的人大體相當。而英國則相對對中國持有好感，45%的民眾稱喜歡中國，而37%的人反之。$ c2 x5 T! D0 v

   在美國和加拿大，只有接近4成的人對中國有好感。超過半數的美國人（54%）表達了“不喜歡”的觀點。有63%的共和黨人和50%的民主黨人都表達了對中國消極的觀點。

   在過去的一年裏，中國的受歡迎程度在35個國家中緩步增長。在2014年有49%的人對中國持有積極態度，這個比例在今年是54%。同時，對中國持有消極態度的比例從38%降到了34%。. w" q2 y7 Q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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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受歡迎”這一觀點在12個國家成為了主流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對中國的好感度增幅最大，從2014年到2015年增加了16個百分點。而在習近平訪問印度之後，印度對中國的好感度也增加了10個百分點。

全球青年對中國的評價更加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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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18個國家的調查中，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喜歡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分歧最大的是美國人，有55%的美國年輕人（18-29歲）對中國有積極的印象，但是對於超過50歲的美國人，只有27%的人喜歡中國。在該問題上，年輕人和老年人對中國好感度分歧超過15%的國家還有巴西，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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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是在這個問題上唯一呈現相反觀點的國家。年長的南韓人更喜歡中國，而南韓年輕人則對中國有更多消極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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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國的好感度，不同性別間也有不同的觀點。在17個受調查國家中，男性比女性更傾向於給中國積極的評價。比如德國，42%的男性喜歡中國，而只有25%的女性持有相同觀點。需要指出的是，在巴基斯坦、越南、巴西、阿根廷和許多非洲國家，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以被解釋為當地女性對於中國沒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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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6-27 04:15 PM | 只看該作者

鄭永年：中國挑戰美國大國地位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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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習近平和奧巴馬都認為，中美要從大處著眼，避免戰略誤判。那麼中美應如何共建世界秩序？公仔箱論壇" d/ A5 X% }!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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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問題、國際關係研究專家鄭永年認為，中美關係實際上遠遠超出了這兩個國家的雙邊關係，這是一對關乎國際秩序的關係。在中國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中，中美關係至少可以從兩個互相關聯的方面來探討，即第一，中美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第二，中美關係與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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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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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也並非是雙邊的事情，這兩國關係如何處理就決定了國際關係的戰爭與和平。當中國説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時候，不僅要保證兩國之間的和平共處，而且也是要保證世界的和平。5.39.217.779 z* E. G8 ], 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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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看，要確立這樣一個大國關係不是不可能，但也並不容易。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在西方，這幾乎已經被視為是國際關係的“鐵律”。

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顯著的就是德國。德國統一之後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5 T! K8 j  i% Q; ^! C( Z! r7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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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也有類似的經歷。日本崛起之後，就想挑戰西方殖民地在亞洲建立起來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最終爆發了日本以“反對西方列強”為名的、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戰爭。$ c. z( A. p2 F! m9 {2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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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興衰過程中的戰爭多於和平，這一歷史事實使得人們對中美兩大國之間的關係極其悲觀。根據這種觀察，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必然要挑戰美國霸權，而美國必然要盡力反制，這必然導致兩國之間的最終衝突。而中美兩大國之間的衝突很自然會演變成國際衝突。公仔箱論壇. n" I+ g( d$ z0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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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來，西方尤其是美國盛行的各種“遏制”或“圍堵”中國的理論，其背後誘因就是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從一些表像上看，這種擔憂似乎也並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5.39.217.77* S# a; |6 d- @. `  J; I; }! l; p8 E: W"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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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不僅美國、日本和印度那樣的大國開始擔憂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對現存國際秩序構成威脅，而且中國周邊的小國更是擔心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對它們各自的國家利益甚至安全構成直接的挑戰。

這些年來從朝鮮半島、東海、南海、印度洋和中印邊界所發生的連續不斷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證著人們的擔憂。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很多亞洲國家開始靠向美國，尋找一個安全保證。而這些國家的行為又導致中國的擔憂，也就是美國和其聯盟要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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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中美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區域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問題。中美兩國如何互動？美國“重返亞洲”來“平衡”中國的崛起，美國和其同盟下一步怎麼走很關鍵。tvb now,tvbnow,bttvb8 t$ }: T) d; u3 j#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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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重返亞洲”僅僅是如其所説的是為了“威懾”和“平衡”中國，也就是防備中國行為嚴重損害其國家利益，那麼也不至於導致兩國的公開和正面的衝突，因為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想挑戰美國的霸權。但如果美國和其同盟所做的超出了“威懾”和“平衡”的範疇，那麼兩國的公開衝突乃至戰爭就會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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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美國下一步如何走也取決於中國如何走。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選擇。對中國來説，在處理和美國的關係上，至少具有兩個目標。第一是最低目標，即要盡力避免走向大國爭霸的悲劇，第二是最高目標，即和美國合作共同構建和維持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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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現最低目標方面，中國自鄧小平開始，至少在意識形態上，已經確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徑。鄧小平時代的政策目標是“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政策。進入90年代後期，中國更進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

之後，為了回應國際社會對“崛起”概念的敏感反應，中國改成“和平發展”。在胡錦濤後期，因為大國關係顯得越來越重要，中國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政策目標。+ J; z" i6 s) F# ^

應當説，這些政策目標的變化相當及時，符合實際情況的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到現在也已經有30多年了。這段期間，中國不僅保證了周邊的和平，而且也承擔著其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為國際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例如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在聯合國體制下派軍艦到索馬利亞護航等。也就是説，前面的兩個政策目標“韜光養晦”和“和平發展”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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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則是如何處理大國關係，也就是如何實現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政策目標。這裡的關鍵就是如何和美國合作重建、共建和維持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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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關係與國際秩序

中國如何做？這裡首先要對今天中美兩國所面臨的全球化做科學的理解，包括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其所面臨的困局、全球化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等等。在對這些問題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之後，中國才可以決定自己在這一國際秩序中的角色，明白應當對美國實行什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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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唯一霸權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經濟的全球化。經濟的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個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前面已經指出過，歷史上，帝國的形成對帝國內部各個地方共同體之間的經濟貿易起到過巨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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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經濟全球化的主動力就是資本，但資本單獨很難進行快速的全球化，因為資本往往面臨來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強大的阻力。要克服這些阻力，國家或者政治力量就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冷戰結束之後，在推進全球化方面，美國可以説起到了遠較從前的帝國更為重要的作用。

這一波全球化始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英國發生了撒切爾革命，美國發生了裏根革命，主要內容是經濟的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經濟尤其是金融業的監管和規制。這便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過，在蘇聯集團解體之前，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範圍僅僅局限于西方世界，並且程度並不很深。只有在冷戰結束之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才擴展到全球。公仔箱論壇" d% F. h/ O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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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美國的推動分不開。可以説，沒有美國的主導，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麼快的速度。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世界就是全球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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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已經改變了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地球村”的概念已經存在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才形成了真正的地球村，在地球的一個角落髮生的事情很容易對另外一個角落産生影響。除了少數幾個孤立的國家，例如朝鮮，今天不管國家的大小和強弱，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高度相互依賴，沒有一個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響。4 _5 m8 {4 A' E, K( x9 l3 z/ m

全球化導致各國間高度的相互依賴關係，從而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個結構性條件。人們甚至可以説，互相依賴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變了中美關係的結構和性質。從經濟上説，中美兩國的高度依賴性超出了世界經濟史上任何兩國之間的關係，以至於有美國經濟史學家把中美兩國關係稱之為“中美國”。* P2 z4 h, j$ U* r) k+ Q, N+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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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美國在重建和維護其所領導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難重重呢？美國的困難是今天世界再次面臨無序狀態的主要根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可以分解成如下很多小問題：全球化如何對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挑戰？美國面臨著怎樣的困局？為什麼這些問題美國及其盟友很難得到解決？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在重構世界秩序過程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本身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環境對舊的建立在主權國家經濟之上的國際秩序構成了致命的影響。經濟的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財、物等經濟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自由流動，也就是説，對主權國家而言，經濟主權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經再難有經濟主權了。今天的跨國公司在經濟方面的權力遠較一些中等國家的大。- G( P2 o$ g9 b& Y3 O

美國儘管是這一波全球化的領導者，但其主權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政府沒有能力控制其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從前那種資本和技術可以為本國帶來就業和稅收的情況已經不再。美國的資本和技術可能為其他國家創造就業，也可能為其他國家創造稅收。經濟要素脫離主權國家的控制和約束對任何國家來説都是一個挑戰。9 O7 ]2 S: `# |$ N" d9 h- ["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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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經濟全球化不僅脫離主權國家的控制，而且給各個國家帶來的好處很不平衡。一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獲得巨大的利益，另一些國家所獲得的利益較少，也有國家甚至就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tvb now,tvbnow,bttvb3 [6 \1 d% s! T" B7 J; `8 R)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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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導致了各國政府的自私行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那麼各國政府轉而千方百計地想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好處。金融資本驅動著全球化，而各國政府的國際經濟行為則是貨幣化的。GDP 主義不僅存在於中國，實際上也是今天各國政府所遵循的原則。高度自私的主權政府行為則破壞著國際經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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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經濟全球化對主權國家內部造成的困擾，主要是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高度分化，從而對社會秩序産生衝擊。如前面所説，全球化導致了主權國家經濟主權的弱化，使得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包括就業、稅收和社會公平等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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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方，中産階級也面臨著困局。中産階級歷來是西方社會穩定和變化動力的來源，現在中産階級處處受壓，這必然影響西方內部的政治秩序。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困難反而導致了西方各國內部政治主權的強化。西方所有大眾民主國家産生不了一個有效的政府。5.39.217.777 n: C) ]" k1 b' U$ c7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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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黨制度急劇衰落，社交媒體崛起，很多國家不僅難以産生一個政府，即使産生了，也難以實行有效的政策。這方面，歐洲最為典型，大家都知道問題出在哪，也知道如何去解決問題，但就是産生不了解決問題的主體，即有效政府。$ k# |) ~- h: H,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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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全球化為美國産生了兩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導致了美國力量到達世界的各個角落，美國似乎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強大過；但另一方面，美國霸權幾乎在同時開始相對衰落。在毫無有效制約的情況下，美國國家過度擴張，世界警察職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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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國在頁巖氣革命的帶動下希望再工業化，這一方面會導致美國復興甚至崛起，但也有可能使得美國變得再次相對孤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會注重於其內部建設，減少對外部的依賴。從前美國是一個全方位的霸權，如果相對孤立主義崛起，美國可能有選擇地參與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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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遇到各種困難的同時，其同盟也是如此。無論是歐盟國家還是亞洲的日本，都很難像從前那樣和美國合作來維持國際秩序。在歐洲方面，因為俄羅斯在後冷戰時期一蹶不振，那裏的安全秩序沒有出現明顯的挑戰者。; K, b. |6 B5 T+ U/ h- x; W: a

在中東，美國所確立的秩序幾乎已經解體，人們不知道一個新的秩序會是什麼樣的。在亞洲，美國主要加強和傳統盟國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的關係，同時也想培養新的盟友，例如印度。但同樣，美國在這些國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國再也難像在冷戰期間那樣對亞洲國家做大量的投入。

美國“重返亞洲”所帶來的成本很大部分是要亞洲國家自行承擔，這使得美國很難像從前那樣對結盟國家指手畫腳。亞洲國家今天需要美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而非對美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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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國仍然只是在被動地應付其國際環境的變化，而沒有能力來構建一個新的秩序。概括地説，美國回應的是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國的崛起。實際上，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美國已經完全沒有可能重構世界秩序。

但同時，與美國一樣，中國本身也面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這方面，中國和美國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個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觀和全球觀，構建全球治理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便會回到前些年提出的G2概念。但G2的概念需要重新闡述，不應當指中美兩國集團，而是兩國合作來共建國際秩序，一個既有利於中美兩國，也有利於其他國家的制度安排。

以上內容選自鄭永年《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5.39.217.77$ v  o7 T1 y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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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國政治、社會問題與國際關係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裏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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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基金會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2003-2005)研究基金的資助。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研究興趣和領域包括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地區安全；中國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制度和社會轉型；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中國政治與中央地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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