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資料顯示：內地31名高院院長中7人無任何法學學歷

大法官的任命映射著司法現實中的兩難，如果倚重本級黨委的建議權，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審判獨立難保障。如果偏重上級法院的協管權，這種自上而下的人事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現，容易影響現有的上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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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法官嫖娼事件和“敵對勢力”論，讓今年4月剛剛調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長的崔亞東成了關注焦點。tvb now,tvbnow,bttvb1 t7 ]. G) J; W  O# \) 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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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法官嫖娼事件發生後，崔亞東在一次針對上海法院系統的“集中教育專項整頓”大會上說，“雖然只是少數法院幹部嚴重腐化墮落，但卻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環境的質疑，也給境內外敵對勢力借機攻擊黨和政府、攻擊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網友根據公開資料，對崔亞東的學歷提出疑問，稱其只擁有“中央黨校在職大學學歷”。! S3 T& ~, H7 H- i- f8 g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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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全國31名高院院長中，大學學歷17人，黨校學歷（含黨校在職研究生）14人；法學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沒有任何法學學歷的7人；沒有法學學歷且無大學經歷的3人。& j$ d( O1 U7 K9 r# f! X# R

高院院長什麼學歷

法官要懂法，更不要說身居二級大法官的高院院長，他們的知識背景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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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一篇《復轉軍人進法院》提出法院專業化的問題。此後，職業化成為法院系統的推進目標。% a; M7 ]5 ~+ {+ S8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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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黨管人才”的組織原則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一府兩院”體制，現實中大法官的來源多種多樣，知識與學歷背景也完全不一樣。

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發佈的《法官等級暫行規定》，國家實行法官等級制度，大法官設一級、二級，其中最高法院院長為首席大法官，副院長為一至二級大法官，審判委員會委員至多評為二級大法官，高級法院院長評二級大法官。tvb now,tvbnow,bttvb/ Z2 i/ j% N& X3 S5 m: c+ z8 n

當前中國一二級大法官的總數是47人，包括最高司法機關13位大法官，31個地方高院的32位大法官（新疆高院黨組書記與院長分設，均任二級大法官），以及軍事法院的兩位大法官。這一數字遠遠高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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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高法院官網顯示， 13位現任大法官，除最高法院黨組成員徐家新，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學文、賀榮三人無具體學歷資料，其他人均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    5.39.217.77; Q, h8 Y7 X* ~) Y" A: x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級大法官的學歷則繁雜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級大法官中，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東、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長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另有福建高院院長馬新嵐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專修科畢業，江西高院院長張忠厚曾在西南政法大學函授專業學習。3 i) h  o. `3 H#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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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黨政系統官員類似，有十余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資料中，或無法完整顯示第一學歷，或者第一學歷為技校、中專、函授大專，大多通過中央黨校學習或進修達到本科或研究生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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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的升遷路徑

學歷背景的不同，大法官升遷路徑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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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的13位大法官中，多數人長期從事法律工作，並多在法院系統工作多年。首席大法官周強雖然從湖南省委書記任上升遷，但早先進入共青團中央之前，曾在司法部工作，並任職法制司司長，長期從事法律相關工作。一級大法官沈德咏從江西省高院刑一庭庭長、副院長任上短暫轉任江西省紀委副書記，旋即在1998年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長。tvb now,tvbnow,bttvb% [* b' q- l  v7 W5 g*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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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奚曉明，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高憬宏等人則一畢業直接進入最高法院，從普通的審判員升至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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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侯猛認為，“儘管大法官很少通過審判案件對法律和司法做出貢獻，但大法官個人的法院工作經驗會對其公信度有比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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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高法院不同，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很多來自於司法系統外部。據公開資料，內蒙古、河南、廣西、雲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等地的高院院長在任二級大法官之前主要在地方擔任黨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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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內蒙古高院院長胡毅峰于包頭鐵路技校橋隧專業畢業後，從呼和浩特鐵路局下屬工務段做起，歷經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組織部、自治區黨委政法委、自治區人大常委會等多個崗位。tvb now,tvbnow,bttvb+ W9 ~6 K. y# E& ~  J

寧夏高院院長李彥凱從海原縣一名助理徵稅員起步，由海原縣法院一般幹部，再到吳忠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寧夏地稅局黨組書記、局長等將近十余個崗位，最後得以升任寧夏高院院長。5.39.217.77$ [" v( \7 H9 G! Z/ g& g9 f-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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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從事中國法院研究的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忠認為，“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釋，各種實體法、程式法的非正式淵源、習慣做法和各種地方性司法知識，使得法院院長進入的知識壁壘越來越高，非長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經法律科班出身，對厚實的司法知識亦感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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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亞東由中共貴州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轉任上海高院代院長。在其長達四十餘年的職業生涯中，自1974年從部隊退伍後，始終從事公安工作。人們擔心，這種職業經歷與司法工作存在著巨大的知識鴻溝。5.39.217.77. F0 o; k' D3 v4 h' C5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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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擔任大法官？9 i+ J5 w" z: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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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法院以獨立審判為憲法要義，但在中國，無論是地方官員升遷至高院院長，還是最高司法機關“空降”，抑或是政法機關內部交流，高院院長作為副省部級職位，仍是官員獲得升遷的重要位置。5.39.217.776 ?  w; k3 x: Z: m+ }2 ]

行政化的任命，對於“獨立審判”影響深遠，這在建國後對法院院長的任命制度的變遷中可見一斑。; M! z- t# H' k# h3 {) }3 e, v/ \

1949年建國之初，政務院曾規定“今後各地調用司法工作主要幹部時，應事前經上級司法部門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並負責領導和監督全國各級審判機關的審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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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改變了此前法院上下級之間的體制，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政府的司法行政機關管理。tvb now,tvbnow,bttvb4 u0 j" Z: m) u2 a' D5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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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中共中央恢復上級公、檢、法機關協管權，地方黨委對公、檢、法機關黨員領導幹部的調配，應徵得上級公、檢、法機關的同意。1983年幹部組織人事管理體制大調整的時候，亦保持了這種“主管＋協管”的做法。

由於位列副省級幹部行列，高院院長由中央管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32條規定，“屬於上級黨委（黨組）管理的，本級黨委（黨組）可以提出選拔任用建議。”據此，本級黨委具有任用建議權，最高法院擁有協管權。5.39.217.775 n' |- [: |) l+ i+ a!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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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具體規定，黨委組織部門考察人民法院領導班子、領導幹部時，上級人民法院黨組應當派員參與考察。地方人民法院黨組書記和院長的任免、調動，應徵得上級人民法院黨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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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劉忠的研究，“由於法院是一個專業性知識很強的業務型機構，尤其是法院之間有著審級分工、工作指導等關係，對於現任法官和即將出任法官的人員所需要的業務水準、專業技能，在內部資訊識別上，上級法院具有超出地方黨委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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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方黨委並非毫無作為。在劉忠看來，同級黨委“對於院長之外的其他人員的任免決定權和編制、職級、行財裝備等事項上的審批權對於院長構成一種反制。”tvb now,tvbnow,bttvb' ]2 p: S% k& r0 t  ?9 D5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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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者看來，現實中，如非徵得地方黨委同意，最高法院對於高院院長人選的協管權很難行使。由於地方在法院院長人選中的強勢地位，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審判獨立難保障。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E2 h2 V6 s0 c

為了防止“外行領導內行”，最高法院將協管權通過立法的形式予以強化。2001年新修改的《法官法》對法官任職資格做了進一步限制：“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

按照劉忠的說法，“此處的學歷增加為本科，不是關鍵修改。許多黨政領導幹部在黨校、函授和各種業大、夜大、自考教育中獲得了本科文憑。黨校的學歷教育中，人數最多的兩個專業一個是行政管理，另一個就是法律。關鍵之處在於將原來籠統規定的‘工作’改為‘從事法律工作’。”

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從事法律工作”做出的解釋是：從事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工作；從事審判、檢察工作；從事公安、國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從事律師、法律教學和研究工作；從事黨的政法委員會以及政府部門的法律工作。這意味著，法官的來源被大大限制。

即便如此，“從事法律”工作的範圍仍然很寬泛，地方在高院院長的任命上仍有廣泛的選擇空間，當公安局長被任命為法院院長時，儘管公眾有頗多質疑，但從制度看，卻無可指責。

此後，差額推薦和實行異地交流任職的做法被認為旨在防止司法地方化。不過，在侯猛看來，實行異地交流任職，實際上使得上級法院更便利於下派幹部，而這樣做可能會影響現有上下級法院的獨立地位。5.39.217.77. j- |+ l* o1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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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簡單，上級法院的法官面對原來的同事在下級法院所做的判決時，要做出改變就變得很難，最好的選擇可能是維持原判，這將使得上訴制度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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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不能回避的是，上級法院對下級法官的人事安排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現，後者正是影響司法公正的痼疾之一。& Y: h4 R# {2 V  C# F/ S. m3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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