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節選)》公仔箱論壇7 T @1 x* x# D&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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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 _! g' v我個人自離開中國大陸,轉瞬十二年.就聞見所及,大約最初六年,流亡在外的僑胞,都注意到如何能再回大陸,而只以僑居異地,為臨時之計.但最近六年,因國際政治現實上,苟安之趨向轉盛,而大家亦多轉而在當地作長期寄居之想.實則這六年來,我國僑胞,在東南亞各地之政治社會之地位,正處處遭受史無前例的打擊.從菲律賓、印尼、經越南,直到馬來亞、新加坡、緬甸之當地政府及本地民族,無不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及教育文化上用種種方法,壓抑當地的華僑社會,使各地之僑胞,縱然遵順了當地政府之要求,改變國籍,服從其他法令之約束;亦難與其他本地人民,立於平等地位,在事業上作平等之競爭.至於華文教育之處處受限制與摧殘,尤為一致命的打擊.而在另一方面,則台灣與香港之中國青年,近年不少都在千方百策,如鳯陽花鼓歌之「背起花鼓走四方」.至於原居美國或較文明之國家者,亦或迫切於謀取得該國國籍,以便其子孫世代,皆能在當地成家立業.即在香港,其一般社會,本是容華人自由活動者,亦不少由大陸來之知識份子,登報申請入英國國籍,以便能在大英聯邦中提高社會地位,成就事業.此種自動自覺的向外國歸化的風勢,與上述東南亞華僑社會之僑胞之被動受迫的歸化之風勢,如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後,至少將使我們之所謂華僑社會,全部解體,中國僑民之一名,亦將不復存在.此風勢之存在於當今,則整個表示中國社會政治、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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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Z4 d8 T0 ]* `1 n3 Q1 s/ A0 D2 s公仔箱論壇我說此是一悲劇,即意涵此不是個人的道德問題,亦即不是一簡單的應當不應當的問題.個人之身當其境的,有各種的無可奈何之處,亦可有種種理由,以說明其未嘗不應當,以至說其十分應當.我曾得若干在印尼、菲律賓僑胞之血淚交流的信,說他們在無可奈何中,不能不忍辱偷生.我決不能忍心說,他們之改變國籍,服從當地法律,即不道德,而且只有對他們艱難之處境與堅忍之精神,致無限之同情與敬仰.即對於留學美國,便謀久居不歸的中國學人與青年朋友,亦有種種理由說其正當.其中的情形種種不同.儘可有人是抱一發揚中國文化於世界,而留居異國,如朱舜水之留居日本者.而一青年學者覺在其自己之故邦,不能繼續其學術研究,而藉他國圖書館與實驗室,以冀於學術有所成就,而貢獻於全人類者,亦自有苦心孤詣.即從整個中國未來之文化之發展上看,在我們自己之社會不能儲備人才時,藉其他文明國家之社會,代為儲備,亦未為不可.即以我本人而論,對於留在外國的朋友或學生,當我看來,他回到台灣與香港之華人社會,並不能使其學問進步、或用其所長時,我亦曾去信勸其緩緩歸來.此外,如一人確實佩服他國之文化,習尚他國之社會生活,或提出理由,說中國文化實無可取,中國人之社會生活,令人生厭,以至說上帝使他生為中國人,開始點即為一錯誤、或一偶然;或再說一套形而上學或宗教上的大道理,如人之靈魂,本來不屬於任何地區、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與文化,他本來可無所不在,而降生於任何處;所以我亦本來可成為任何國人、長居任何地,我乃以天為家,無可無不可.此理論我雖不贊成,(見下文)但如人真信此理論,自己依之以行,而不加以宣傳,在道德上亦無可非議.而在理論上,我們亦很難說他一無是處.至於過此以往,一個人望有較高之薪資以養家,或貪圖他國之較舒適的生活,亦是人之常情,不成罪戾.所以從個人之道德上之應不應當之問題而論,我們實不當於此有任何之責難,此義不須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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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問題,雖不是個人之道德上是否應當的問題,然而一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仍不能不是一悲劇.如果中國之在今日之世界,如漢唐之在當時之世界,何至有東南亞之僑民之處處受排斥,而傾家蕩產,致不得以自己之語言,教其子孫?又何至有許多人之千方百策,謀歸化他國,以為久居之計?又何至由東南亞各國直到美國,都以種種移民法案,去限制中國人之前往與久居,以至限制中國青年之往求學?莫說漢唐之世非今日所能望,即望清季,亦今非昔比.原來一百餘年來,華夏之子孫,即已開始大量移殖於東南亞各國,亦紛紛至檀香山與美國西部,作工謀生.當時皆尚未受到今日所受之種種壓迫與限制.又此移居各地之僑民,雖多屬中國下層社會,然而到了當地,仍保存中國社會之風習.婚喪慶弔,用中國禮儀,是一端.商店用中國字作招牌,是一端.房屋建築,多少用中國形式,是一端.回國結婚,告老還鄉,是一端.僑居一地設同鄉會、宗親會,是一端.過舊曆年、過舊節氣,是一端.祖孫相勉,不信洋教,是一端.滙款歸國,對國家事業,以及革命事業,捐輸奉獻,是一端.設立僑校以中國語文教學,用中國語文,彼此交談通信,又是一端.即中國早期之留學生,乃多少保存中國社會之此類風習.如早之留美學生季報所表現之意識,仍為不肯忘本之文化意識.如在民國七八年,贊助新文化運動的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十年,於美國聘員時,曾遇一當時已露頭角,後亦成國內名學者之某先生,因其與蔡先生接談時,不說中文而說英語;蔡先生即決定不加聘請.後來直至抗戰期間,國內有幾個有名大學英文系之幾位名教授,並不會講日常的英語,亦無人懷疑其對英國文學造詣之深.我又知一國內名大學之英語系中,有一教授,因日常談話皆喜用英語,遂為同事所不恥,致不能立足.然而在今日旅居外國之華僑社會中,中國人所保存之風習,尚有幾何?只試看看此以中國語文作交談之用之一端,其情形如何,便知今非昔比.據我所親見,在美國與歐洲之中國許多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內部,已不用中國語文.而在香港,最近為籌辦中文大學而有之中高級知識份子自身之集會,亦皆用英國語文為主,而無人以之為恥.此中國人之日益不以中國語文,作交談之用,及其他種種喪失其固有風習之事,其原因甚多,亦同樣很難依道德上之應當或不應當,來責備任何個人.然而一民族之無共同之文化與風習語言,加以凝攝自固;一民族之分子之心志,必然歸於日相離散.而世運推移,至於今日,一面撫今追昔,回顧我上之所述;一面看看凡到中國與香港之外國傳教士,及其他外國人士之處處必自守其社會風習,又必將其子女送至用外語之中小學校讀書,再回國升大學;而一些本來能說很好中國話的西方人士,在中國與香港,竟不屑於用中國語與人交談.將此二面所見,與當前我們之情形,一加對比,到底不能使人免於慨嘆. |